中午过后，谢昌云便带着王秋过江来到了曾家岩周公馆。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有好几处办公地点，但考虑了谢昌云的方便，周恩来快中午时又打电话临时通知了谢昌云在曾家岩五十号见面。
见谢昌云把王秋带来了，周恩来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于是便道：“昌云，上次王秋在南昌遇见熟人的事，新四军做了果断处理，我们回来也进行了补救，这是一个疏漏，以后我们会加以注意，等一会儿我再去和王秋谈一谈。”
周恩来一说谢昌云就明白了，王秋那个同学果真是中央派到新四军的秘密电台人员，与王秋意外碰面之后马上就转移了，难怪情报处侦听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可疑电台的信号。
不过这样也好，省的一件事未了再添一件事。
谢昌云于是就表示道：“周副主席，南昌现在已经划入四战区管辖，新四军如果需要在那里设立一个电台完全可以公开化，我们不会进行干预。”
周恩来道：“这件事由项英同志自己来定，南方局会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他。但是项英同志目前对你有很大成见，认为你已经走到了与我们党对立的一面，这其中一些原因我向他作了解释，不过看来项英同志很难接受。”
“谈到正题了！”谢昌云略想了一下后道：“周副主席，我的难处在上次给您的信里都写清楚了，您回信所说我也理解。我是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但这不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周恩来道：“昌云，我党中央对你相信的不会轻易改变，但不能不说你的政治倾向与我们也有很多不相一致的地方，当然和国民党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就造成了党内一些同志对你的不理解，认为你很难与我党真正携手。可是对于你为我党发展所做的努力和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很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说明，所以这样的误解可能还会持续一定时间，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而产生其他的想法。”
谢昌云道：“周副主席，共产党内的同志对我怎么看我并不在乎，但是对新四军一直把一只眼睛盯着南方、放弃了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的做法，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从战略形式上看，江淮流域、苏北、苏鲁、冀鲁豫这些地方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四军如果能早两年在这些地区全力以赴的发展，生存和壮大的空间早就挤出来了，何必现在去和国民党争。从存在形式上看，全中国没有那一只部队的指挥机关与部队之间的距离拉得那么远，就像八路军，朱老总抗战以来不就是一直在太行山区就近指挥吗？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又不担任任何方面的防御责任，可是军部一直呆在后方不动窝，可谓是抗战部队中的一个奇观，也极有可能会给国民党对新四军采取极端行动制造借口和创造条件。我无力也无权干预共产党的内部事情，但我却有能力在我的管区内阻挡新四军错误行为的蔓延，只要新四军的军部还在后方，只要新四军不停止向粤闽赣的渗透，我就必须对新四军的活动加以限制。但请中共中央和周副主席放心，我会控制尺度，不会加害任何一个中共的同志，新四军如有重大危难我也不会坐视不管。一旦时机成熟，共产党早晚会有在我管辖范围内公开活动的那一天。”
周恩来见谢昌云完全亮明的底线，深感此事处理起来并非容易，于是一只手有节奏的拍着桌子考虑了一阵，然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对谢昌云道：“中央曾经多次对新四军的工作提出指正、甚至是给予了较严厉的批评，但是一直没有引起项英等同志的彻底重视，也没有能够彻底扭转他们在新四军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不准确做法。昌云，你和我党领导同志接触较多，对我们党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比我们一般的党内同志了解的更深，项英同志在南方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中央苏区和三年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当时我们丢下苏区走了，把一切担子都压在了留下来的苏区局的同志们身上，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内疚，同时也形成了南方组织的一定独立性。而且新四军中项（英）、叶（挺）之争各执一词、中央和南方局只能是在其中调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对新四军与中央方针背离的地方，只能是耐心说服，但是很难采取组织方面的措施。对你与新四军的关系，中央还是希望你能够有所让步，以便体现中央在其中的作用。”
周恩来讲的这些谢昌云当然清楚，而且他还认识的更深刻。
在中共开展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没有被所有人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所接受。
谢昌云也不会给周恩来下不来台，见周恩来的直言程度已经超过了以往，于是就表示道：“周副主席，四战区掌握的地下组织的人员情况，要比被抓的多出十倍都不止，这些人我希望新四军能主动撤走或停止活动。对之前被关押的人，我们可以全部送到四战区以外交给新四军，但是从八月一号以后再有被发现继续活动的，我恐怕就不方便再插手处理了，毕竟我也要考虑四战区人员的态度，并且不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插手四战区的借口。至于其他方面，如果新四军能改变做法，我会很快一一放开并给与更多的方便。”
周恩来道：“昌云，只要你能主动把姿态做在前面，南方局和中央就好说话了。只是八月一号的时间很紧张，是不是能把撤离人员的时间延迟到年底？”
谢昌云道：“不是我的条件苛刻。新四军在苏皖一带与国民党的磨擦有增无减，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出大规模的冲突，如果等到那个时候我再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显得与国民党伙同一气了，就是想帮新四军也腰杆子不硬，所以必须尽早处理为好。”
周恩来道：“你认为局势会发展到你所估计的那一步？”
谢昌云道：“八路军所控制的地方要么是贫瘠之地，要么是与日军当面，而且又与国民党刚明确划分了辖区不久，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但新四军目前所活动的区域，多为富庶和国民党控制地区，如果再进一步闹大了，国民党肯定容忍不下。而且现在苏联援助的规模越来越小、对抗战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低，国民党在这方面少了很多顾忌。像三月底的赣北战役、前几天的宜昌战役，我都是控制着差不多就收了手了，原因之一就是怕形势一旦有变，国民党能够腾出更多的部队来对付共产党。这次我们四战区马上要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开辟新战场，除了要保证出海通道之外，实际上也有想把我们的部队腾出来，以便让华中和华东的国民党部队承受更多的压力的考虑。”
周恩来浓眉一抬道：“你们要进入印度支那？什么时间？”
谢昌云道：“这个行动已经准备了半年了，作战计划三月份就已经指定完成，目前部队正在最后的调动之中，应该在半个月到二十天之内就会采取行动。”
周恩来听了不由站起身问道：“昌云，这可是个大的战略行动，极有可能会对国内的抗战局势产生连串的影响。这个计划你对主席说过没有？”
谢昌云道：“以前谈过，毛主席很感兴趣。但这次的详细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对毛主席说，主要是想等今天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后再说。”
周恩来道：“这次你来重庆就是为了这件事？国防委员会能够同意吗？”
谢昌云道：“主要就是这件事。但不管国防委员会的觉得如何，四战区的部署都不会改变。不光是这样，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把广州湾都控制起来了，只不过是在秘密状态。一旦在印度支那动手，我们就会同时解除法国对广州湾的管辖权。”
“昌云呀！你的步子是越来越大了！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从一九三一年在叶坪第一次见到你，到现在也只不过是九年时间不到，一个稚弱的山村少年竟已经成长为叱咤经略一方的主帅了！如不是我亲眼看着你一步步走过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周恩来很谨慎的没有表示自己对谢昌云战略计划的看法，但却另以一种抒发内心感慨的方式来表达了对谢昌云的赞许。
同时周恩来的脑海里也闪过了一丝念头，“如果当时昌云要留在红军，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由于还有一些事情需回欣雅园处理，而且晚上还要去黄山官邸吃饭，国防委员会会议的结果也可能随时会有消息，所以谢昌云与周恩来又说了一阵话，便籍口看邓婶娘，去把王秋换了出来与周恩来单独谈话。
在邓颖超面前，谢昌云可要比在周恩来面前随便的多，一副老成持重的摸样从一进门开始就丢到了爪哇国里，最后吹牛吹到了要给邓婶娘抓一头大象来当坐骑，在弄一件孔雀羽毛的凤披，把邓颖超逗得眼泪都笑了出来，指着谢昌云只道：“云伢子你这个云伢子怎么就长不大呀！”
中共这些走过了长征的首长夫人们，无一不对谢昌云抱有极大的好感，很大程度上都随着贺子珍把谢昌云当做一个招人喜爱的晚辈待，没有谁会把他那个上将加省府主席认真当做一回事，每当聚在一起谈到谢昌云，时不时还冒出“云伢子”的称呼声。
国防委员会同意四战区出兵印度支那的决定，蒋介石一直到了晚饭时才通知了谢昌云。
不过国防委员会也有一定的附加条件：
一是对外暂时只能宣布是四战区自行的决定；
二是除海关、港口和铁路之外，尽量不要触动法国原有的利益；
三是要妥当处理与当地王族和知名人士的关系。
为此，外交部将派遣人员随四战区部队赴印度支那协助处理外事。同时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军政部交通司将与四战区联合组成运输管理和缉私机构，各项收入所得，四战区可获其中的百分之四十。
对这些附加条件谢昌云并没有什么原则意见。
国民政府暂时不愿承担出兵责任情有可原，只要加以不阻碍就行了，而且也可留下一定的回旋余地。
而对原来法属地区的过境费和缉私没罚所得这一块，四战区本来就打算把大头让出来。谢昌云不想把对外出兵蒙上明显的经济目的色彩，他要挣钱也不在这一块，何况运输线以外的地方都将由四战区所控制。就是港口和铁路线，如果敢有对四战区不利的地方，四战区随时都可以执行战时军事管制权。
从黄山官邸回到欣雅园之后，谢昌云便把整个出兵境外的计划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电告了毛泽东，然后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简单的说了一句“事情确定了，我已经给延安发了电报。”
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谢昌云的意思，接着也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电报。
在与谢昌云的交往上，周恩来始终严守着要落后于毛泽东一步的尺度，谢昌云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尽可能的不让周恩来为难和被动。
第二天上午，谢昌云带着还算满意的结果离开了重庆,
当晚，四战区就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不但四战区军以上主官全部到齐，就连暂属九战区的十二集团军廖广泽也一样提前得到了通知，带着参谋长和手下的军长赶回来参加了会议。
毕竟出兵印度支那是一项重大战略行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各方面都要统筹布置。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代表团在重庆有好几处办公地点，但考虑了谢昌云的方便，周恩来快中午时又打电话临时通知了谢昌云在曾家岩五十号见面。
见谢昌云把王秋带来了，周恩来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于是便道：“昌云，上次王秋在南昌遇见熟人的事，新四军做了果断处理，我们回来也进行了补救，这是一个疏漏，以后我们会加以注意，等一会儿我再去和王秋谈一谈。”
周恩来一说谢昌云就明白了，王秋那个同学果真是中央派到新四军的秘密电台人员，与王秋意外碰面之后马上就转移了，难怪情报处侦听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可疑电台的信号。
不过这样也好，省的一件事未了再添一件事。
谢昌云于是就表示道：“周副主席，南昌现在已经划入四战区管辖，新四军如果需要在那里设立一个电台完全可以公开化，我们不会进行干预。”
周恩来道：“这件事由项英同志自己来定，南方局会把你的意思转告给他。但是项英同志目前对你有很大成见，认为你已经走到了与我们党对立的一面，这其中一些原因我向他作了解释，不过看来项英同志很难接受。”
“谈到正题了！”谢昌云略想了一下后道：“周副主席，我的难处在上次给您的信里都写清楚了，您回信所说我也理解。我是希望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但这不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周恩来道：“昌云，我党中央对你相信的不会轻易改变，但不能不说你的政治倾向与我们也有很多不相一致的地方，当然和国民党也有很大的不同。这就造成了党内一些同志对你的不理解，认为你很难与我党真正携手。可是对于你为我党发展所做的努力和所提出的一些建议，我们很难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说明，所以这样的误解可能还会持续一定时间，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而产生其他的想法。”
谢昌云道：“周副主席，共产党内的同志对我怎么看我并不在乎，但是对新四军一直把一只眼睛盯着南方、放弃了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的做法，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从战略形式上看，江淮流域、苏北、苏鲁、冀鲁豫这些地方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新四军如果能早两年在这些地区全力以赴的发展，生存和壮大的空间早就挤出来了，何必现在去和国民党争。从存在形式上看，全中国没有那一只部队的指挥机关与部队之间的距离拉得那么远，就像八路军，朱老总抗战以来不就是一直在太行山区就近指挥吗？新四军的任务是深入敌后进行游击战，又不担任任何方面的防御责任，可是军部一直呆在后方不动窝，可谓是抗战部队中的一个奇观，也极有可能会给国民党对新四军采取极端行动制造借口和创造条件。我无力也无权干预共产党的内部事情，但我却有能力在我的管区内阻挡新四军错误行为的蔓延，只要新四军的军部还在后方，只要新四军不停止向粤闽赣的渗透，我就必须对新四军的活动加以限制。但请中共中央和周副主席放心，我会控制尺度，不会加害任何一个中共的同志，新四军如有重大危难我也不会坐视不管。一旦时机成熟，共产党早晚会有在我管辖范围内公开活动的那一天。”
周恩来见谢昌云完全亮明的底线，深感此事处理起来并非容易，于是一只手有节奏的拍着桌子考虑了一阵，然后像下了决心似的对谢昌云道：“中央曾经多次对新四军的工作提出指正、甚至是给予了较严厉的批评，但是一直没有引起项英等同志的彻底重视，也没有能够彻底扭转他们在新四军发展战略问题上的不准确做法。昌云，你和我党领导同志接触较多，对我们党内的一些历史情况，比我们一般的党内同志了解的更深，项英同志在南方的特殊地位，是由于中央苏区和三年游击战争所形成的。当时我们丢下苏区走了，把一切担子都压在了留下来的苏区局的同志们身上，这不能不让我们产生内疚，同时也形成了南方组织的一定独立性。而且新四军中项（英）、叶（挺）之争各执一词、中央和南方局只能是在其中调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对新四军与中央方针背离的地方，只能是耐心说服，但是很难采取组织方面的措施。对你与新四军的关系，中央还是希望你能够有所让步，以便体现中央在其中的作用。”
周恩来讲的这些谢昌云当然清楚，而且他还认识的更深刻。
在中共开展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没有被所有人从组织上和思想上所接受。
谢昌云也不会给周恩来下不来台，见周恩来的直言程度已经超过了以往，于是就表示道：“周副主席，四战区掌握的地下组织的人员情况，要比被抓的多出十倍都不止，这些人我希望新四军能主动撤走或停止活动。对之前被关押的人，我们可以全部送到四战区以外交给新四军，但是从八月一号以后再有被发现继续活动的，我恐怕就不方便再插手处理了，毕竟我也要考虑四战区人员的态度，并且不给国民党特务机关留下插手四战区的借口。至于其他方面，如果新四军能改变做法，我会很快一一放开并给与更多的方便。”
周恩来道：“昌云，只要你能主动把姿态做在前面，南方局和中央就好说话了。只是八月一号的时间很紧张，是不是能把撤离人员的时间延迟到年底？”
谢昌云道：“不是我的条件苛刻。新四军在苏皖一带与国民党的磨擦有增无减，随时都有可能会爆出大规模的冲突，如果等到那个时候我再来处理这些问题，就显得与国民党伙同一气了，就是想帮新四军也腰杆子不硬，所以必须尽早处理为好。”
周恩来道：“你认为局势会发展到你所估计的那一步？”
谢昌云道：“八路军所控制的地方要么是贫瘠之地，要么是与日军当面，而且又与国民党刚明确划分了辖区不久，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但新四军目前所活动的区域，多为富庶和国民党控制地区，如果再进一步闹大了，国民党肯定容忍不下。而且现在苏联援助的规模越来越小、对抗战所起的作用越来越低，国民党在这方面少了很多顾忌。像三月底的赣北战役、前几天的宜昌战役，我都是控制着差不多就收了手了，原因之一就是怕形势一旦有变，国民党能够腾出更多的部队来对付共产党。这次我们四战区马上要进入法属印度支那开辟新战场，除了要保证出海通道之外，实际上也有想把我们的部队腾出来，以便让华中和华东的国民党部队承受更多的压力的考虑。”
周恩来浓眉一抬道：“你们要进入印度支那？什么时间？”
谢昌云道：“这个行动已经准备了半年了，作战计划三月份就已经指定完成，目前部队正在最后的调动之中，应该在半个月到二十天之内就会采取行动。”
周恩来听了不由站起身问道：“昌云，这可是个大的战略行动，极有可能会对国内的抗战局势产生连串的影响。这个计划你对主席说过没有？”
谢昌云道：“以前谈过，毛主席很感兴趣。但这次的详细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对毛主席说，主要是想等今天国防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后再说。”
周恩来道：“这次你来重庆就是为了这件事？国防委员会能够同意吗？”
谢昌云道：“主要就是这件事。但不管国防委员会的觉得如何，四战区的部署都不会改变。不光是这样，我们现在实际上已经把广州湾都控制起来了，只不过是在秘密状态。一旦在印度支那动手，我们就会同时解除法国对广州湾的管辖权。”
“昌云呀！你的步子是越来越大了！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想。从一九三一年在叶坪第一次见到你，到现在也只不过是九年时间不到，一个稚弱的山村少年竟已经成长为叱咤经略一方的主帅了！如不是我亲眼看着你一步步走过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周恩来很谨慎的没有表示自己对谢昌云战略计划的看法，但却另以一种抒发内心感慨的方式来表达了对谢昌云的赞许。
同时周恩来的脑海里也闪过了一丝念头，“如果当时昌云要留在红军，现在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由于还有一些事情需回欣雅园处理，而且晚上还要去黄山官邸吃饭，国防委员会会议的结果也可能随时会有消息，所以谢昌云与周恩来又说了一阵话，便籍口看邓婶娘，去把王秋换了出来与周恩来单独谈话。
在邓颖超面前，谢昌云可要比在周恩来面前随便的多，一副老成持重的摸样从一进门开始就丢到了爪哇国里，最后吹牛吹到了要给邓婶娘抓一头大象来当坐骑，在弄一件孔雀羽毛的凤披，把邓颖超逗得眼泪都笑了出来，指着谢昌云只道：“云伢子你这个云伢子怎么就长不大呀！”
中共这些走过了长征的首长夫人们，无一不对谢昌云抱有极大的好感，很大程度上都随着贺子珍把谢昌云当做一个招人喜爱的晚辈待，没有谁会把他那个上将加省府主席认真当做一回事，每当聚在一起谈到谢昌云，时不时还冒出“云伢子”的称呼声。
国防委员会同意四战区出兵印度支那的决定，蒋介石一直到了晚饭时才通知了谢昌云。
不过国防委员会也有一定的附加条件：
一是对外暂时只能宣布是四战区自行的决定；
二是除海关、港口和铁路之外，尽量不要触动法国原有的利益；
三是要妥当处理与当地王族和知名人士的关系。
为此，外交部将派遣人员随四战区部队赴印度支那协助处理外事。同时财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军政部交通司将与四战区联合组成运输管理和缉私机构，各项收入所得，四战区可获其中的百分之四十。
对这些附加条件谢昌云并没有什么原则意见。
国民政府暂时不愿承担出兵责任情有可原，只要加以不阻碍就行了，而且也可留下一定的回旋余地。
而对原来法属地区的过境费和缉私没罚所得这一块，四战区本来就打算把大头让出来。谢昌云不想把对外出兵蒙上明显的经济目的色彩，他要挣钱也不在这一块，何况运输线以外的地方都将由四战区所控制。就是港口和铁路线，如果敢有对四战区不利的地方，四战区随时都可以执行战时军事管制权。
从黄山官邸回到欣雅园之后，谢昌云便把整个出兵境外的计划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电告了毛泽东，然后又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简单的说了一句“事情确定了，我已经给延安发了电报。”
周恩来一听就明白了谢昌云的意思，接着也起草了一份给中央的电报。
在与谢昌云的交往上，周恩来始终严守着要落后于毛泽东一步的尺度，谢昌云也深知这一点，所以尽可能的不让周恩来为难和被动。
第二天上午，谢昌云带着还算满意的结果离开了重庆,
当晚，四战区就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不但四战区军以上主官全部到齐，就连暂属九战区的十二集团军廖广泽也一样提前得到了通知，带着参谋长和手下的军长赶回来参加了会议。
毕竟出兵印度支那是一项重大战略行动，牵一发而动全身，各方面都要统筹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