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冷笑道:“这难道还需要你特别强调吗?”
日置义接着说道:“既然这属于地域性冲突,我们不应该因为一支部队的擅自行动,而把冲突的范畴扩大化,更不应该在这场冲突中伤及无辜。丹东在地理上原本是远离冲突交战地区,本不应该承受战火的损害。可是你们中国军队悍然主动发起针对丹东的进攻,还纵火焚烧城镇,造成重大的伤亡损失,无论如何,这一点也需要有一个妥善的处置才是。”
段祺瑞冷冷的盯着日置义,语气丝毫没有退让的说道:“你觉得你的话很有说服力吗?公使先生。不管这是地域性军事冲突,又或者是什么擅自行动,但不管怎么说,双方擦枪走火那就意味着是一场战争。既然是战争,那丹东就没有什么可以逃避战场之外的理由。”
日置义严肃的说道:“话不能这么说……”
不等对方把话说下去,段祺瑞突然提高声音的打断道:“就算按照你的意思来说,就算抛开其他一切都不算。你们日本军队主动进攻盖州,你们的舰队向营口打出了几千斤、上万斤的炮弹,整个营口东城全部沦为废墟。我们主动出兵丹东,放火烧毁丹东部分城区,那也是一报还一报,大家算是扯平了。”
听到这里,陆征祥连忙忍不住插嘴补充了一句:“更何况,丹东失火的原因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你们凭什么指证是我们中国军队所为?我们也有目击者称是你们日军守备队防守不力,最终企图火烧丹东来拖延我军的步伐。”
陆宗舆也跟着说道:“就是,丹东失火的第二天我们的部队便主动组织民众抢救火灾,如果是我们放的火,何必还要救火。”
日本代表团随即又展看了一轮反击,在他们看来中国代表团当中的外交人员根本不足为惧,唯独段祺瑞这个痞气十足的大将军让人不得不感到异常头疼。然而不管他们怎么狡辩、怎么讲道理、怎么旁征博引,每当面对段祺瑞时,这些话一下子就显得毫无底气起来。
直到最后两天的谈判会议,段祺瑞依然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
中国代表团所提出的和谈方案,那是日本政府就此次事件公开道歉,取消任何针对青岛以及胶州湾主权的军事企图,同时将辽东半岛目前中国军队所占据的城镇归还给中国,除此之外旅顺租界的租期缩短为二十年。
日本外交谈判代表团在赴华之前是有过一个谈判底限,但中国方面所提出的方案,无一不是超出这个底限之外。而且就中国方面的态度,以及辽东目前的局势而言,显然是抱定了绝不退让的决心。
因此谈判不得不再次陷入了一种僵持。而与此同时,同样是在这过去的两天时间里,中国军队于辽东依然没有放松军事行动。在十一月十七日这天中午,营口连续发动了七次围攻战,造成了被围困在东城区日军重大伤亡,不得不在下午两点钟时向中国军队投降。前后五天的作战,营口战场一共俘虏了日军一千八百人,击毙日军五百六十余人,可谓是辽东开战一来最重大的一次胜利。
盖州战线上的进站尽管还是很缓慢,不过随着十七师麾下各战斗单位陆续抵达,已经逐渐完成了对第五师团侧翼大范围的夹击,从而使整个盖州战线由防守姿态全面变成进攻姿态。第五师团因为受到国内各项命令的限制,再加上大谷喜久藏个人政治处境陷入极其不利的地步,从而极大影响了指挥能力,全师团的防守完全只依赖于麾下各联队、各旅团指挥官来做随机的应变。
在十六日晚上,第一旅冒险发动了一次夜袭,终于成功收复了沦陷已久的侧翼阵地。此役前后进行了五个多小时,期间还被日军反攻成功一次,但最终因为日军后续支援力量十分有限,使得第一旅完成了决定性的一击。
整个作战第一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损失了近五百名士兵,近一千人受伤。但日军的伤亡情况显然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整个坂本联队全军覆没,联队长坂本经一郎被俘后选择切腹自尽。日军共计阵亡六百余人,被俘七百余人。
从十五日到十七日,发生在营口和盖州的这两场战斗重创了第五师团元气,也为北京的日本外交谈判代表团徒增了一份霜雪。到了十七日,日本陆军省迫于压力而下令撤去第五师团总司令长官大谷喜久藏职务,改由总参谋长福田雅太郎暂代总司令;同时又委任神尾光臣接管旅顺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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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一首古筝曲《渔舟唱晚》,以及《渔舟唱晚》改编版《筝锋》,后者就是周星驰电影《功夫》里那两个杀手杀人时所弹奏的古筝曲,相当给力。每当听这首古筝曲都会血脉喷张。听说多听古筝曲可以缓解神经衰弱哦。】
第14章,最终谈和
早先陆军省的命令虽然给第五师团带来极大的压力,但大谷喜久藏多少还是能够挺住这份压力,既然陆军省没有及时下令对他进行惩处,也就说明日本本土还是希望第五师团能够在最后时刻做出一些漂亮的收尾工作。
只可惜大谷喜久藏一意孤行,将所谓的“收尾工作”理解为继续保持前线战争状态,伺机完成一次改变整个战争局势的逆袭。然而前前后后又过了七八天时间,他不仅没能改善第五师团目前的困境,相反还导致伤亡和被俘的人数剧增。
此次陆军省下达的撤职命令,表面只是一种很轻微的惩处,但实际上也就是在暗示大谷喜久藏以死谢罪。
十七日这一整天,大谷喜久藏将师团司令部的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于是启程返回旅顺。傍晚抵达旅顺后,将早已准备好的遗书和另外几封个人书信交由勤务兵代为寄出。最后又与神尾光臣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上,他并不对自己即将离世感到害怕,也不会此次战败而感到懊恼,只为神尾光臣从一开始没有发兵驰援第五师团感到愤怒。
在他看来,只要当初第十八师团能与第五师团一起,或者在盖州进攻战处于不利时及时增兵,这次作战绝不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困境。
神尾光臣对此只能深表遗憾,他说道:“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即便当时我下令十八师团出兵,可没有得到上级的许可,后勤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我们不可能真的在十天之内攻入奉天,而到时候的结果也如同现在一样。”
大谷喜久藏自然听不进去神尾光臣的话,如果他真的能听进去,当初在还没拟定出兵计划时就会接受神尾光臣的意见,不会如此草率的发起行动。他没有再多说其他,最后的要求仅仅是希望由神尾光臣来为自己介错。
通常来说受邀成为介错人是一件无比光荣和深受信任的事情,但是神尾光臣现在却一点也不觉得这是意见很荣幸的事情,他甚至很清楚大谷喜久藏就是希望借助介错一举来羞辱自己,让自己永远的内疚。
如今神尾光臣已经是五十九岁的高龄,哪怕是武士世家出身,可人老体衰,而介错所切的人后颈处骨头错综复杂,需要极其熟练并且精准的刀法方才能一击必中,否则刀很有可能被卡在脊椎骨上,不仅不能是切腹者更快得以解脱,反而还会更加痛苦。
一旦他介错失败,一则是玷辱个人武士的名义,二则还是让大谷喜久藏受苦,从而心中留下这份挥之不去的内疚。只是面对大谷喜久藏如此坚决并且人生最后一个请求,他也不可能出言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点头答应下来。
午夜十二点,大谷喜久藏在旅顺司令部阅兵台执行切腹,然而在介错阶段神尾光臣果然还是失手,未能一刀斩断大谷喜久藏的头颅。大谷喜久藏饱受着双重剧痛,脸色涨红了一片,额头青筋凸起,却用最后一口气嘶声大喊:“天皇万岁。”
在大谷喜久藏断气之后,神尾光臣惭愧至极。此事自此成为历史上一次让人铭记的笑话。
随着福田雅太郎和神尾光臣分别接管第五师团、旅顺司令部之后,辽东日军立刻展开了前线整顿工作,并且主动与营口辽东统x战总司令部取得联系,约定双方分别派遣专员前往奉天,磋商双方退兵的事宜。
正是因为辽东日军这一系列的变动,北京外交部公务招待所的谈判会议进展情况,立刻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转折。首先是在十六日这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义,要求日本尽快达成与中国的和谈。
原来就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由于中国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日情绪,继而还连累到了英国、法国、俄国等在华利益。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兴风作浪,居然在背地里煽动情绪激动的中国国民,开始向英法等协约国的公使馆、领事馆发起抗议,甚至声称如果英法继续纵容包庇日本,中国国民将会发起针对英法俄三国的罢工和抵x制商业等方面的行动。
从十月二十八开战到今天十一月十七日,中日交战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根据每天都在更新的统计情况,中国国民在政府、士绅和政治活动家们的号召之下,针对日本公司、工厂进行的罢工,以及持续的抵x制日货,已经直接导致日本尽千万日元的经济损失。
日本政府之所以急着派遣外交副大臣来华救火,经济遭到遏制同样是不容小视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英法俄三国都不想重蹈日本的覆辙,而且他们都知道中国人一旦闹起情绪那还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欧洲战场应付不暇,远东这边可不能再出什么乱子。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日本外交代表谈不可能再继续拖延或者坚持不退让。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要求交回辽东半岛已被军队占领地区,这一点日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双方又争执了两天的时间,最终达成初步协议,中日于辽东立刻停战,并且日本允许将盖州到岫岩以北的地区还给中国,然而丹东到东庄等沿海地区,依然要归还于日本。
至于旅顺租期问题,磋商之后暂定于一九四零年归还于中国。中东铁路路过岫岩、盖州的路段主权移交给中国,但仍然有日本公司承办运营。交还给中国的辽东土地,原有日籍居民继续保留十年的居住权,其他居民则可以通过中日外交代办机构协商,一次性签订移民日本或者归还中国国籍的手续。
中日双方共同签署辽东和平协议,规定辽东“十年停战期”,双方都不可在彼此界限三十里之内驻扎军队,以确保不会再发生诸如此类的军事摩擦。
关于中国军队纵火焚烧丹东一事,中日双方都互相指责,可是一时半会也都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最终日本方面也只能忍气吞声,决定不予追究这件事,不过却额外的要求中国方面无偿释放辽东战场上的俘虏,并且对目前俘虏中伤员进行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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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抵’‘制’都被和谐了】
第15章,战后狂热
辽东战争最终没有被称为是一场战争,在后世仅仅当作是一次“突发事件”。
不过从“突发事件”之前的收复青岛主权,再到整个事件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荣誉的过程,无一不是彰显了北洋政府的正面形象。在随后袁世凯于新华门瀛台发表的演讲,更是为北洋政府和中央军做足了美化工作。
各地报纸纷纷大发文章称赞北洋政府的民族大义和中央军英勇保卫国家,不管是政府安排的喉舌,还是更多自发刊登相关报道的报馆,这些消息和内容都能够让全国民众接受。就连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不得不发出通电,表扬袁世凯的“英明果断”。
收复青岛租界的主权已经可谓是近百年中国首次成功清洗过往耻辱之举,前清几十年没能解决的难题,终于在北洋政府时期有了一个关键性的开端,怎能不让全国人民感到激动?而通过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军事行动,又将刻骨铭心的甲午战争之耻辱得以挽回,更是让普天之下恢复对中央政府的希望和对中央军的信心。
这是一次历史壮举,也是改写整个中华民族困境的壮举。
近代中国的老百姓最缺乏的几项东西当中就包括“自信心”、“希望”,当一个饱受质疑的中央政府给了人民希望和信心,这就好比在黑暗中忽然举起了一簇火把,就算不能照亮全部的黑暗,但是也给人们指出一个方向。
再加上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北洋政府所操控的喉舌,以及在全国各地奔走活动的筹安会,北洋政府的正面影响力更是登高一层。尤其是袁世凯个人的形象,被各方面吹捧的如同星月一般高高悬空,很快就成为了全中华民族的“复兴领导者”、“中华富强的导师”,诸如此类这般的伟岸。
不仅如此,由于筹安会的积极活动,民间对国体一事也渐渐有所意识,虽然还不是很清楚袁世凯即将推行帝制,但是也是事先做好了一定心理上的铺垫。
杨度在这段时间的活动中,主要就是在引导人们认识目前中国先行的政治体制和国体的弊端,比如说青岛一事袁世凯力主一战,可是因为国会意见的不和才拖拖拉拉许久;再比如说大总统本以个人命令打算继续向辽东增兵,然而也是遭到各方面诸多的反对,由此在作罢;又比如说,若不是因为很多条文需要通过各部门走程序,此次辽东一战原本可以一举收复整个辽东半岛。
这些言论当然大部分不切实际,可是对于基层无知的星斗小民们来说,他们听到的都是别人告诉的。再者又有目前大背景所制造的民族情绪氛围,很多人根本不会去仔细辨认真伪,反而跟着筹安会的这些声音一起,对目前政治体制和国体唏嘘不已。
不得不说,在袁世凯和筹安会的大手笔活动之下,又加上收复青岛主权和辽东战胜日本两件丰功伟绩,人们对袁世凯的崇拜渐渐到了狂热和迷失的地步。
尤其是在民族自信心得到重拾的情况下,又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其他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开始大肆鼓吹民族主义。一时间“大中华民族主义”的气氛越渲染越浓烈,越浓烈便越有人去渲染。这本来不是袁世凯所意料的情况,但是却为袁世凯称帝带来了极大的助推力。
于是北洋政府在鼓吹帝制的同时,也开始将帝制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渐渐就变成了要想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就必须在中国推行帝制,然后以帝制来凝聚大汉族为首的中华众多民族,形成一个更为具象和团结的“中华民族”。
事实上不少有理智的学者对于目前国内气氛感到很有忧虑,一方面是帝制的风潮越老越浓,这种歪风邪气显然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许多没见识的人无限制的吹大辽东一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毕竟辽东一战根本算不得是正面与日本作战,中国目前的实力仍然很弱,绝不能让“天朝上国自居”的风气再次荼毒社会。
再一方面,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鼓吹“民族主义”肯定是有所不妥,尤其是那些高举“大汉族为首”旗号的人,简直就是在意图颠覆这个国家的团结性。一旦有一个民族突出出来,那其他民族势必就会矮一截,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最终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内乱。
只不过中国输了的太多也输的太久,这次“得来不易”胜利带来的冲击力实在太严重。在这样一个越来越狂热的大气氛之下,这些有理智的学者根本是人微言轻,甚至弄不好还会被扣上反国家、反民族的大帽子。
相比之下,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人物却对中国国内目前的情绪感到很放心。英法列强刚刚见证过中国收复青岛主权,又在辽东与日本强硬的对决,最终又收回了部分辽东领土,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今天中国能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曾经失去的东西,明天也能从英国、法国、美国手里夺回。
索性就让中国人继续沉浸在这种幻想之中,没有之前那种如履薄冰的戒备心。等到欧洲大战结束之后,各国照样还能继续瓜分远东这块大点心。
尤其是日本,在刚刚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很快就能摆出一副慈和真诚的笑脸,不仅表面上对中国客客气气,内地里也还不停的鼓动、怂恿中国推行所谓的民族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民族主义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引起中国内部许多民族发生内乱,到时候便能坐收渔翁之利。
在十一月底剩下的十几天时间里,袁肃主要的工作就是针对辽东一战的善后工作,不单单是清算和抚恤阵亡将士,同时也要安排遵守“辽东十年停战期”条款,将各路部队后撤到三十里之外的地方。
他之所以没有反对“辽东十年停战期”条款,原因有二,其一所谓的“条款”都只不过是一张纸罢了,随时都能撕毁,其二就是这张纸本来就有许多漏洞可钻。他完全可以把部队撤出三十里之外,随后在最前线的几个诚实里大批量组建警察、民兵或者其他变相名义的军事力量,甚至还能培养几支“土匪”队伍潜伏在附近。
善后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日军的俘虏也都陆续送还到第五师团接应处。不过虽然俘虏放回去了,但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收缴的日军武器、军火甚至从俘虏和私人身上搜集的个人财物,这些可都是没有归还的。
为了纪念这次在辽东艰苦的作战,袁肃下令于盖州和营口分别建立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将所有阵亡将士的遗体统一安葬。所有被追人烈士者,其家属每个月都由原籍军队提供一笔抚恤金和一笔粮食,此事由后勤部全权监督和协助执行。有完善和持续的抚恤制度,这才能鼓舞士兵在前线英勇作战。
不仅如此,盖州烈士陵园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完成第一期工程,迁入了四百名烈士遗体安葬。在这一天袁肃亲自来到陵园现场,一一为到场的烈士家属进行握手问候。随后他又在下葬仪式上发表演讲,一边称赞阵亡烈士英勇事迹,号令全军上下予以缅怀和纪念,另外一边也再三强调今后严格执行抚恤制度,对烈士身后事的照顾绝不能有任何含糊。
尽管整个仪式现场愁云密布、哀声遍地,伤心的气氛笼罩于全场,但是对于袁肃的一番很“实际”的讲话,却极大的赢得了到场参礼人们的信任。岂不说袁肃身为大总统侄子,又是辽东最高作战指挥官,能够亲自到场参加烈士的葬礼并与所有烈士家属握手问好,这已经表现出作为长官的一份责任和真诚。
以往打仗阵亡的士兵别说见不到长官来通知或者慰问,甚至连最基本的抚恤金都没有。
男儿参军入伍唯一能给家里带去的一笔钱是安家费,而这笔安家费几乎就算是把男儿卖给了军队,自此之后除非荣升军官,否则是死是活都不会再得到任何补偿。
可以说,正是袁肃治理军队才算是真正完善了近代中国陆军的抚恤制度,不仅条条文文写的很清楚,追认烈士的资格以及所享受的身后待遇,而且所有规定都由两套部门相互交替监督执行,确保有中饱私囊或者弄虚作假的情况。
在抚恤制度最后一页上,袁肃更是不避嫌的亲笔落书:“打牺牲者主意,必招人神共愤,非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息吾恨。”由此可见对这套制度监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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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辽东善后
十二月二日,袁肃将营口总司令部撤往奉天,既然辽东战事已经结束,他也应该挂印辞官,不过毕竟此次中日冲突留下了一个不容小视的隐患,陆军部还是决定保留总司令部的一些单位留驻在奉天,以备不时之需。
到奉天之后,袁肃与蒋百里、赵山河、陈文年、田文烈、朱泮藻等人召开了一次中央军的战后会议,首先是合算此次作战的战损,其次则是论功行赏,再者也就是对中央陆军第二师、第五师以及奉天十七师的新防区划分。
按照总统府和陆军部三天发回来的指示,此次中央军在辽东作战是包含一定政治目的,那就是将中央势力拓展到地方,谨防东三省会像西南诸省那边拥兵自重。所以尽管第二师、第五师都是近畿部队,但索性也就趁此机会常驻在东三省。即便不常驻,也要坚持度过目前这个敏感时期,等到辽东x突发事件的阴影全部消除之后,再另行定夺。
此役历时二十二天,阵亡将士合计一千六百三十三人,受伤离开编制者三千八百五十人。战争消耗物资折算资金一百七十余万,而战后重建和抚恤物资折算资金初步预计会需要两百万左右。不过战争中通过搜缴和劫掠所得的利益差不多也有一百多万,再加上把俘获战利品变卖,勉强算是能抵消此次作战付出的经济代价。
论功行赏方面,司令部军功司和陆军部军功司特派专员早已做好了一份初筛名单,由袁肃负责从初筛名单中核定人选和功绩。袁肃这边通过与后勤司令部、前线各指挥部的磋商,业已确定了一份所属名单。基本上将此次参与作战各部都均衡的安排了“功劳”,就算从始至终还怎么开过枪的朱泮藻第五师,也算是一份“劳苦之功”。
经过一番讨论,袁肃决定委派田文烈第二师驻守营口,第五师驻守凤城,第十师暂时返回山海关屯驻。这么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让个人势力远离是非之地,而是减轻东三省地方财政对中央军的负担,反正山海关距离营口不算远,又有铁路四通八达的连接,真要出兵也就几天的时间。再者在自己的地盘上由自己来供养,省的与东三省地方政府斤斤计较。
至于中央陆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暂时归编在统x战总司令部麾下,一起进驻奉天。包括兵团直辖几个预备役团也都留在奉天,第一旅、警卫团和预备炮兵团这三支部队返回直隶,继续加以训练和扩充。
战后会议结束后,袁肃又赶往第一兵团临时集合地,走访并慰问了兵团上上下下的官兵,也专门挑选了一个伤兵聚集的医院进行一番安抚。在刚才战后会议军功论赏时,他是特别为第一兵团的一些基层军官进行了表彰,毕竟第一兵团扩充迅速,很多军官没什么实战经验,却能在战争中发挥极好的领导作用,当真很是叫人欣慰。
尤其是孙连仲,在侧翼阵地失守之际,单凭麾下一个团部分兵力殿后,掩护伤员和物资撤回盖州城内,竟然能以最小的伤亡代价,拖延住日军汹涌的进攻。袁肃在与孙连仲见面时,热情洋溢的拍着对方的肩膀称赞道:“昔诸葛亮出岐山,失利于箕谷,而赵云随即聚拢部队,固守箕谷,没有造成大损。部队撤退时,赵云又亲自断后,阻止曹军追击,因此军资和人员的损失都不大。今日孙仿鲁之功,不亚三国赵云,当是彰功以效典范。”
在奉天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北京总统府和陆军部皆发来电文,告知袁肃尽快返回北京。总统府并没有说是所为何事,但是既然没有说,那推测起来肯定还是袁世凯要找他商议帝制一事。而陆军部发来的电文,则是表示要对袁肃此次作战进行授勋嘉赏。
临行前一天下午,袁肃找到蒋百里和陈文年二人私底下会晤了一番。
虽然这段时间袁肃一直在忙着辽东战场善后的工作,但是对于国内舆论气氛的变向还是有所关注,不管是北洋政府或者筹安会私底下推波助澜,又或者是民间自发的掀起了眼下这股风浪,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很清楚国家很快会有一场重大的变故发生。
日置义接着说道:“既然这属于地域性冲突,我们不应该因为一支部队的擅自行动,而把冲突的范畴扩大化,更不应该在这场冲突中伤及无辜。丹东在地理上原本是远离冲突交战地区,本不应该承受战火的损害。可是你们中国军队悍然主动发起针对丹东的进攻,还纵火焚烧城镇,造成重大的伤亡损失,无论如何,这一点也需要有一个妥善的处置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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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日晚上,第一旅冒险发动了一次夜袭,终于成功收复了沦陷已久的侧翼阵地。此役前后进行了五个多小时,期间还被日军反攻成功一次,但最终因为日军后续支援力量十分有限,使得第一旅完成了决定性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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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五日到十七日,发生在营口和盖州的这两场战斗重创了第五师团元气,也为北京的日本外交谈判代表团徒增了一份霜雪。到了十七日,日本陆军省迫于压力而下令撤去第五师团总司令长官大谷喜久藏职务,改由总参谋长福田雅太郎暂代总司令;同时又委任神尾光臣接管旅顺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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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陆军省的命令虽然给第五师团带来极大的压力,但大谷喜久藏多少还是能够挺住这份压力,既然陆军省没有及时下令对他进行惩处,也就说明日本本土还是希望第五师团能够在最后时刻做出一些漂亮的收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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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陆军省下达的撤职命令,表面只是一种很轻微的惩处,但实际上也就是在暗示大谷喜久藏以死谢罪。
十七日这一整天,大谷喜久藏将师团司令部的交接工作全部完成,于是启程返回旅顺。傍晚抵达旅顺后,将早已准备好的遗书和另外几封个人书信交由勤务兵代为寄出。最后又与神尾光臣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会谈。在这次会谈上,他并不对自己即将离世感到害怕,也不会此次战败而感到懊恼,只为神尾光臣从一开始没有发兵驰援第五师团感到愤怒。
在他看来,只要当初第十八师团能与第五师团一起,或者在盖州进攻战处于不利时及时增兵,这次作战绝不会落到如此窘迫的困境。
神尾光臣对此只能深表遗憾,他说道:“这场战争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发生,即便当时我下令十八师团出兵,可没有得到上级的许可,后勤物资供应十分困难,我们不可能真的在十天之内攻入奉天,而到时候的结果也如同现在一样。”
大谷喜久藏自然听不进去神尾光臣的话,如果他真的能听进去,当初在还没拟定出兵计划时就会接受神尾光臣的意见,不会如此草率的发起行动。他没有再多说其他,最后的要求仅仅是希望由神尾光臣来为自己介错。
通常来说受邀成为介错人是一件无比光荣和深受信任的事情,但是神尾光臣现在却一点也不觉得这是意见很荣幸的事情,他甚至很清楚大谷喜久藏就是希望借助介错一举来羞辱自己,让自己永远的内疚。
如今神尾光臣已经是五十九岁的高龄,哪怕是武士世家出身,可人老体衰,而介错所切的人后颈处骨头错综复杂,需要极其熟练并且精准的刀法方才能一击必中,否则刀很有可能被卡在脊椎骨上,不仅不能是切腹者更快得以解脱,反而还会更加痛苦。
一旦他介错失败,一则是玷辱个人武士的名义,二则还是让大谷喜久藏受苦,从而心中留下这份挥之不去的内疚。只是面对大谷喜久藏如此坚决并且人生最后一个请求,他也不可能出言拒绝,只能硬着头皮点头答应下来。
午夜十二点,大谷喜久藏在旅顺司令部阅兵台执行切腹,然而在介错阶段神尾光臣果然还是失手,未能一刀斩断大谷喜久藏的头颅。大谷喜久藏饱受着双重剧痛,脸色涨红了一片,额头青筋凸起,却用最后一口气嘶声大喊:“天皇万岁。”
在大谷喜久藏断气之后,神尾光臣惭愧至极。此事自此成为历史上一次让人铭记的笑话。
随着福田雅太郎和神尾光臣分别接管第五师团、旅顺司令部之后,辽东日军立刻展开了前线整顿工作,并且主动与营口辽东统x战总司令部取得联系,约定双方分别派遣专员前往奉天,磋商双方退兵的事宜。
正是因为辽东日军这一系列的变动,北京外交部公务招待所的谈判会议进展情况,立刻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转折。首先是在十六日这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会见日本驻华公使日置义,要求日本尽快达成与中国的和谈。
原来就在过去的几天时间里,由于中国国内与日俱增的反日情绪,继而还连累到了英国、法国、俄国等在华利益。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更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兴风作浪,居然在背地里煽动情绪激动的中国国民,开始向英法等协约国的公使馆、领事馆发起抗议,甚至声称如果英法继续纵容包庇日本,中国国民将会发起针对英法俄三国的罢工和抵x制商业等方面的行动。
从十月二十八开战到今天十一月十七日,中日交战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根据每天都在更新的统计情况,中国国民在政府、士绅和政治活动家们的号召之下,针对日本公司、工厂进行的罢工,以及持续的抵x制日货,已经直接导致日本尽千万日元的经济损失。
日本政府之所以急着派遣外交副大臣来华救火,经济遭到遏制同样是不容小视的原因之一。有鉴于此,英法俄三国都不想重蹈日本的覆辙,而且他们都知道中国人一旦闹起情绪那还是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欧洲战场应付不暇,远东这边可不能再出什么乱子。
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日本外交代表谈不可能再继续拖延或者坚持不退让。
但是对于中国方面要求交回辽东半岛已被军队占领地区,这一点日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双方又争执了两天的时间,最终达成初步协议,中日于辽东立刻停战,并且日本允许将盖州到岫岩以北的地区还给中国,然而丹东到东庄等沿海地区,依然要归还于日本。
至于旅顺租期问题,磋商之后暂定于一九四零年归还于中国。中东铁路路过岫岩、盖州的路段主权移交给中国,但仍然有日本公司承办运营。交还给中国的辽东土地,原有日籍居民继续保留十年的居住权,其他居民则可以通过中日外交代办机构协商,一次性签订移民日本或者归还中国国籍的手续。
中日双方共同签署辽东和平协议,规定辽东“十年停战期”,双方都不可在彼此界限三十里之内驻扎军队,以确保不会再发生诸如此类的军事摩擦。
关于中国军队纵火焚烧丹东一事,中日双方都互相指责,可是一时半会也都没有搜集到足够的证据。最终日本方面也只能忍气吞声,决定不予追究这件事,不过却额外的要求中国方面无偿释放辽东战场上的俘虏,并且对目前俘虏中伤员进行妥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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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抵’‘制’都被和谐了】
第15章,战后狂热
辽东战争最终没有被称为是一场战争,在后世仅仅当作是一次“突发事件”。
不过从“突发事件”之前的收复青岛主权,再到整个事件为捍卫国家主权和荣誉的过程,无一不是彰显了北洋政府的正面形象。在随后袁世凯于新华门瀛台发表的演讲,更是为北洋政府和中央军做足了美化工作。
各地报纸纷纷大发文章称赞北洋政府的民族大义和中央军英勇保卫国家,不管是政府安排的喉舌,还是更多自发刊登相关报道的报馆,这些消息和内容都能够让全国民众接受。就连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也不得不发出通电,表扬袁世凯的“英明果断”。
收复青岛租界的主权已经可谓是近百年中国首次成功清洗过往耻辱之举,前清几十年没能解决的难题,终于在北洋政府时期有了一个关键性的开端,怎能不让全国人民感到激动?而通过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军事行动,又将刻骨铭心的甲午战争之耻辱得以挽回,更是让普天之下恢复对中央政府的希望和对中央军的信心。
这是一次历史壮举,也是改写整个中华民族困境的壮举。
近代中国的老百姓最缺乏的几项东西当中就包括“自信心”、“希望”,当一个饱受质疑的中央政府给了人民希望和信心,这就好比在黑暗中忽然举起了一簇火把,就算不能照亮全部的黑暗,但是也给人们指出一个方向。
再加上在袁世凯的授意之下,北洋政府所操控的喉舌,以及在全国各地奔走活动的筹安会,北洋政府的正面影响力更是登高一层。尤其是袁世凯个人的形象,被各方面吹捧的如同星月一般高高悬空,很快就成为了全中华民族的“复兴领导者”、“中华富强的导师”,诸如此类这般的伟岸。
不仅如此,由于筹安会的积极活动,民间对国体一事也渐渐有所意识,虽然还不是很清楚袁世凯即将推行帝制,但是也是事先做好了一定心理上的铺垫。
杨度在这段时间的活动中,主要就是在引导人们认识目前中国先行的政治体制和国体的弊端,比如说青岛一事袁世凯力主一战,可是因为国会意见的不和才拖拖拉拉许久;再比如说大总统本以个人命令打算继续向辽东增兵,然而也是遭到各方面诸多的反对,由此在作罢;又比如说,若不是因为很多条文需要通过各部门走程序,此次辽东一战原本可以一举收复整个辽东半岛。
这些言论当然大部分不切实际,可是对于基层无知的星斗小民们来说,他们听到的都是别人告诉的。再者又有目前大背景所制造的民族情绪氛围,很多人根本不会去仔细辨认真伪,反而跟着筹安会的这些声音一起,对目前政治体制和国体唏嘘不已。
不得不说,在袁世凯和筹安会的大手笔活动之下,又加上收复青岛主权和辽东战胜日本两件丰功伟绩,人们对袁世凯的崇拜渐渐到了狂热和迷失的地步。
尤其是在民族自信心得到重拾的情况下,又有一些不明就里的其他社会团体、政治组织开始大肆鼓吹民族主义。一时间“大中华民族主义”的气氛越渲染越浓烈,越浓烈便越有人去渲染。这本来不是袁世凯所意料的情况,但是却为袁世凯称帝带来了极大的助推力。
于是北洋政府在鼓吹帝制的同时,也开始将帝制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渐渐就变成了要想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就必须在中国推行帝制,然后以帝制来凝聚大汉族为首的中华众多民族,形成一个更为具象和团结的“中华民族”。
事实上不少有理智的学者对于目前国内气氛感到很有忧虑,一方面是帝制的风潮越老越浓,这种歪风邪气显然是不对的;另外一方面许多没见识的人无限制的吹大辽东一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毕竟辽东一战根本算不得是正面与日本作战,中国目前的实力仍然很弱,绝不能让“天朝上国自居”的风气再次荼毒社会。
再一方面,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鼓吹“民族主义”肯定是有所不妥,尤其是那些高举“大汉族为首”旗号的人,简直就是在意图颠覆这个国家的团结性。一旦有一个民族突出出来,那其他民族势必就会矮一截,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最终就有可能导致国家内乱。
只不过中国输了的太多也输的太久,这次“得来不易”胜利带来的冲击力实在太严重。在这样一个越来越狂热的大气氛之下,这些有理智的学者根本是人微言轻,甚至弄不好还会被扣上反国家、反民族的大帽子。
相比之下,西方许多国家的政治人物却对中国国内目前的情绪感到很放心。英法列强刚刚见证过中国收复青岛主权,又在辽东与日本强硬的对决,最终又收回了部分辽东领土,这实际上是一个信号。今天中国能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曾经失去的东西,明天也能从英国、法国、美国手里夺回。
索性就让中国人继续沉浸在这种幻想之中,没有之前那种如履薄冰的戒备心。等到欧洲大战结束之后,各国照样还能继续瓜分远东这块大点心。
尤其是日本,在刚刚付出一定代价之后,很快就能摆出一副慈和真诚的笑脸,不仅表面上对中国客客气气,内地里也还不停的鼓动、怂恿中国推行所谓的民族主义。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民族主义就是一枚定时炸弹,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会引起中国内部许多民族发生内乱,到时候便能坐收渔翁之利。
在十一月底剩下的十几天时间里,袁肃主要的工作就是针对辽东一战的善后工作,不单单是清算和抚恤阵亡将士,同时也要安排遵守“辽东十年停战期”条款,将各路部队后撤到三十里之外的地方。
他之所以没有反对“辽东十年停战期”条款,原因有二,其一所谓的“条款”都只不过是一张纸罢了,随时都能撕毁,其二就是这张纸本来就有许多漏洞可钻。他完全可以把部队撤出三十里之外,随后在最前线的几个诚实里大批量组建警察、民兵或者其他变相名义的军事力量,甚至还能培养几支“土匪”队伍潜伏在附近。
善后工作按部就班的进行着,日军的俘虏也都陆续送还到第五师团接应处。不过虽然俘虏放回去了,但是中国军队在战场上收缴的日军武器、军火甚至从俘虏和私人身上搜集的个人财物,这些可都是没有归还的。
为了纪念这次在辽东艰苦的作战,袁肃下令于盖州和营口分别建立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将所有阵亡将士的遗体统一安葬。所有被追人烈士者,其家属每个月都由原籍军队提供一笔抚恤金和一笔粮食,此事由后勤部全权监督和协助执行。有完善和持续的抚恤制度,这才能鼓舞士兵在前线英勇作战。
不仅如此,盖州烈士陵园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天完成第一期工程,迁入了四百名烈士遗体安葬。在这一天袁肃亲自来到陵园现场,一一为到场的烈士家属进行握手问候。随后他又在下葬仪式上发表演讲,一边称赞阵亡烈士英勇事迹,号令全军上下予以缅怀和纪念,另外一边也再三强调今后严格执行抚恤制度,对烈士身后事的照顾绝不能有任何含糊。
尽管整个仪式现场愁云密布、哀声遍地,伤心的气氛笼罩于全场,但是对于袁肃的一番很“实际”的讲话,却极大的赢得了到场参礼人们的信任。岂不说袁肃身为大总统侄子,又是辽东最高作战指挥官,能够亲自到场参加烈士的葬礼并与所有烈士家属握手问好,这已经表现出作为长官的一份责任和真诚。
以往打仗阵亡的士兵别说见不到长官来通知或者慰问,甚至连最基本的抚恤金都没有。
男儿参军入伍唯一能给家里带去的一笔钱是安家费,而这笔安家费几乎就算是把男儿卖给了军队,自此之后除非荣升军官,否则是死是活都不会再得到任何补偿。
可以说,正是袁肃治理军队才算是真正完善了近代中国陆军的抚恤制度,不仅条条文文写的很清楚,追认烈士的资格以及所享受的身后待遇,而且所有规定都由两套部门相互交替监督执行,确保有中饱私囊或者弄虚作假的情况。
在抚恤制度最后一页上,袁肃更是不避嫌的亲笔落书:“打牺牲者主意,必招人神共愤,非千刀万剐不足以平息吾恨。”由此可见对这套制度监管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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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辽东善后
十二月二日,袁肃将营口总司令部撤往奉天,既然辽东战事已经结束,他也应该挂印辞官,不过毕竟此次中日冲突留下了一个不容小视的隐患,陆军部还是决定保留总司令部的一些单位留驻在奉天,以备不时之需。
到奉天之后,袁肃与蒋百里、赵山河、陈文年、田文烈、朱泮藻等人召开了一次中央军的战后会议,首先是合算此次作战的战损,其次则是论功行赏,再者也就是对中央陆军第二师、第五师以及奉天十七师的新防区划分。
按照总统府和陆军部三天发回来的指示,此次中央军在辽东作战是包含一定政治目的,那就是将中央势力拓展到地方,谨防东三省会像西南诸省那边拥兵自重。所以尽管第二师、第五师都是近畿部队,但索性也就趁此机会常驻在东三省。即便不常驻,也要坚持度过目前这个敏感时期,等到辽东x突发事件的阴影全部消除之后,再另行定夺。
此役历时二十二天,阵亡将士合计一千六百三十三人,受伤离开编制者三千八百五十人。战争消耗物资折算资金一百七十余万,而战后重建和抚恤物资折算资金初步预计会需要两百万左右。不过战争中通过搜缴和劫掠所得的利益差不多也有一百多万,再加上把俘获战利品变卖,勉强算是能抵消此次作战付出的经济代价。
论功行赏方面,司令部军功司和陆军部军功司特派专员早已做好了一份初筛名单,由袁肃负责从初筛名单中核定人选和功绩。袁肃这边通过与后勤司令部、前线各指挥部的磋商,业已确定了一份所属名单。基本上将此次参与作战各部都均衡的安排了“功劳”,就算从始至终还怎么开过枪的朱泮藻第五师,也算是一份“劳苦之功”。
经过一番讨论,袁肃决定委派田文烈第二师驻守营口,第五师驻守凤城,第十师暂时返回山海关屯驻。这么做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让个人势力远离是非之地,而是减轻东三省地方财政对中央军的负担,反正山海关距离营口不算远,又有铁路四通八达的连接,真要出兵也就几天的时间。再者在自己的地盘上由自己来供养,省的与东三省地方政府斤斤计较。
至于中央陆军第一兵团,司令部暂时归编在统x战总司令部麾下,一起进驻奉天。包括兵团直辖几个预备役团也都留在奉天,第一旅、警卫团和预备炮兵团这三支部队返回直隶,继续加以训练和扩充。
战后会议结束后,袁肃又赶往第一兵团临时集合地,走访并慰问了兵团上上下下的官兵,也专门挑选了一个伤兵聚集的医院进行一番安抚。在刚才战后会议军功论赏时,他是特别为第一兵团的一些基层军官进行了表彰,毕竟第一兵团扩充迅速,很多军官没什么实战经验,却能在战争中发挥极好的领导作用,当真很是叫人欣慰。
尤其是孙连仲,在侧翼阵地失守之际,单凭麾下一个团部分兵力殿后,掩护伤员和物资撤回盖州城内,竟然能以最小的伤亡代价,拖延住日军汹涌的进攻。袁肃在与孙连仲见面时,热情洋溢的拍着对方的肩膀称赞道:“昔诸葛亮出岐山,失利于箕谷,而赵云随即聚拢部队,固守箕谷,没有造成大损。部队撤退时,赵云又亲自断后,阻止曹军追击,因此军资和人员的损失都不大。今日孙仿鲁之功,不亚三国赵云,当是彰功以效典范。”
在奉天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北京总统府和陆军部皆发来电文,告知袁肃尽快返回北京。总统府并没有说是所为何事,但是既然没有说,那推测起来肯定还是袁世凯要找他商议帝制一事。而陆军部发来的电文,则是表示要对袁肃此次作战进行授勋嘉赏。
临行前一天下午,袁肃找到蒋百里和陈文年二人私底下会晤了一番。
虽然这段时间袁肃一直在忙着辽东战场善后的工作,但是对于国内舆论气氛的变向还是有所关注,不管是北洋政府或者筹安会私底下推波助澜,又或者是民间自发的掀起了眼下这股风浪,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很清楚国家很快会有一场重大的变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