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友勋微微点头，说道：“我明白了，大人放心，卑职一定说服熊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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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毓成（1884-1958），字斐章，民国陆军上将，云南省镇沅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秀才，入昆明经正书院。1904年夏赴日留学，学成回滇于讲武堂任职。1911年参与发动昆明“重九起义”，起义成功后任陆军第一师骑兵联队长，次年4月率骑兵支队入黔。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举义讨袁，黄毓成任护国军第三军挺进军司令，率部参加滇桂边境抗击龙觐光部的作战。1918年到1922年间，任滇军驻川师长、司令部参赞等职，目睹军阀间拥兵争利，愤而解甲，赴上海闲居。1937年受南京政府令，返滇任云南禁烟特派员，遭解职后归家研究佛学至解放。解放后任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于1958年病逝。
第32章，长痛短痛
对于袁肃来说，自从收到高顺陆续发回来的几封电报之后，心神渐渐有几分不安宁起来。
之前他还是一直寄希望能像历史上那样，护国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北洋政府内部纷纷倒戈独立，以至于在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
即便是经过了青岛和辽东这两件事，为北洋政府赢得了不少民众基础，可也未必就能百分之百确保帝制的推行。在这一点上早先就有过分析，岂不说坚定不移的革命人士会反对，前清时期那些遗老官僚们也根本会反对。就像梁启超、康有为这些尊奉正统的保皇党，又有名望又有立场，肯定不会叫袁世凯好过。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还是“意料之中的意外”，毕竟在各方面喉舌的宣传造势之下，民间的气氛持续升温。这一点就连袁肃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他同样是安排过手下暗中推波助澜、大造声势。
面对国内民众倒向性的支持、拥戴北洋政府，南方革命阵营必然会感到压力徒增。革命的力量原本就是依附于民间各界，如今非但失去了不少力量的源头，甚至这些力量的源头还转向支持北洋政府，此消彼长之下，岂能没有压力？
从这段时间南方革命势力的表现来看，也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
在六月中旬的这几天，袁肃从各方面搜集到的情报，他可以充分看清楚南方革命阵营目前的形势。先是丽江会议没有任何结果，西南诸省各自都有内乱：四川熊克武与外省驻军争执不休，贵州任可澄、刘显世也明争暗斗，陆荣廷掌管下的两广各自都有不太平；之后中华革命党这边也是处处优柔寡断，派回国内负责联络革命武装的人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再者，就连两广、江浙以及香港、南洋等地同情革命的商人、资本家们，现如今同样都表现出踌躇和观望的态度。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北洋政府一次重大的变动，选择好究竟站在哪一边，必然会对自己今后发展有决定性的转变。
并非是这些商人、资本家都革命没有信心，而是在衡量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双重利益的时候，总是需要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一些。如果真如北洋政府所宣传的那样，改变政治体制和国体能够使得中国发展的更好，那现在支持革命，岂不就是在蓄意破坏国家的发展吗？
正是因为这些商人、资本家愈发显得犹豫，从而极大的影响了革命阵营的经济来源。
不过，袁肃从始至终都认为，单靠革命阵营来进行倒袁行动，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到底都是不可靠。历史上的护国战争还是因为北洋内部的政治争斗，从而让护国军有机可乘。即便现在国内对北洋政府和袁世凯拥戴、支持的声势很浓烈，可越是如此，北洋内部的军阀、政治派系便越会不满。
他相信只要南方稍微有点行动，北洋内部自然会伺机配合。
真正结束袁世凯帝制的不是护国战争，而是国内上上下下反对的声讨之势。
等到各省督军一个个都宣布独立，各省的舆论宣传也渐渐开始驳斥、贬低并且揭露帝制的真想，民间老百姓们自然会从狂热中渐渐苏醒过来。在这样的大声浪之下，袁世凯孤立无援，哪怕手里牢牢掌握着一支效忠于自己的中央军，也必然会不战而败。
可摆在眼前的南方革命阵营的形式，显然是到了万分窘迫的地步。
袁肃最担心的，莫过于是南方革命阵营连最基本的呼吁倒袁的声音都没有，更别谈还能像历史上发动武装倒袁的护国运动。一旦袁世凯顺理成章的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又利用称帝之后的声势和政治压力，彻底消灭南北对立的局面，那中国近代历史就算是彻底改写了。
真的如果走到这一步，或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国家一旦完全统一起来，今后发展壮大的步伐必然能迈得更大一些。
但是以他对袁世凯的了解，以及北洋内部的现状来看，除非袁世凯在称帝之后还能有足够的信心，并且寿命还能再坚持五年左右，否则这件事断然不会有预想发展中的那么顺利。
只怕袁世凯称帝之后不会忙着统一中国，而是煞费苦心的开始为儿子袁克定继任来做文章，又要安排托孤的“顾命大臣”，又是要肃清北洋内部潜在的威胁，还要想方设法与洋人进行帝制正统的周旋。
不仅如此，如果袁世凯的寿命不能延续下去，那就等同于没办法肃清北洋集团内部的隐患，一旦袁世凯离世之后，单凭袁克定根本不可能应付得来那些“前朝的老油条”。最终的结果肯定反而会更乱，北洋内部要么反对帝制，要么继续帝制，而这其中又要分很多情况，有人要当皇帝，有人要当首相，有人要铲除袁氏，有人则是像挟天子以令诸侯。
一旦北洋集团内部争斗不休，严重消耗或者分化了实力，南方革命阵营和军阀十之八九会再次兴风作浪。也就是说，在一九一六年不能发动的护国战争，还会在往后继续爆发。国家仍旧混乱不堪，相反还会遗祸更长的时间。
袁肃自知自己好阴谋、弄权术，但如若袁世凯真有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史，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他倒也心甘情愿接下来淡出政坛、放弃手中的全部兵权。可显然这个可能性虽然有，但实在太过渺小。无论是袁世凯所剩的阳寿还是北洋内部的裂隙，这些都会导致接下来的历史出现许多变数。
与其寄希望于如此风险的事情上，还不如趁机把事情闹大。
他现在巴不得南北矛盾愈发激化，革命阵营大张旗鼓的反对帝制，并且发动护国战争来威逼袁世凯。一方面自己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利益，东山再起甚至更进一步掌握中央大权都不是什么难事，而另外一方面则更为重要，那就是可以通过这次南北矛盾，一举将西南诸省这些祸患全部连根拔起，省的夜长梦多，此外同样还有机会将北洋内部的矛盾暴露出来，趁着内战期间也一鼓作气将内部问题彻底解决。
或许在内心深处，袁肃还是有一定私心，可他从滦州起义一直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期间所经历的以及最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不得不自己刻骨铭心的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是无法生存，要想生存并且改变现状，那就得推崇武力摄权。
既然袁世凯不信任自己，自己又何必要信任袁世凯能完成复兴中国的大业呢？
对于他来说，在私心的背后多少还是有所顾全大局。长痛不如短痛，留着西南诸省这几颗毒瘤慢慢滋长，北洋内部隐患重重，还不如狠心的挑起一场大阵仗，把所有问题一次性全部都解决清楚。既能为中国完全统一做出一大步的贡献，也能在消弱北洋老一派之后，使得自己可以顺理成章掌握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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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散播谣言
经过五、六天时间的前后思量，袁肃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心。
于是在六月二十日这天，他专门找来杜预商谈此事。如今滦州集团麾下的品流太多，很多事情未必能对那些所谓的嫡系部下，反而只能找像杜预这样的亲信心腹来谈。
在听完袁肃的话之后，杜预不由皱起了眉头，很是奇怪的问道：“大人，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万一事情传到了北京，对我们可是大有不利的。”
袁肃不动声色的说道：“要想做大事，舍不得冒险怎么可能成功？更何况，这件事只要做的够细心一些，相信应该不可能会有差池的。”
杜预深深吸了一口气，刚才袁肃多少是暗示了一些这件事的内情，可是他还是猜不透袁肃为什么偏偏要走这一步，并非自己不情愿，而是担心造成的影响实在太大。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再次开口说道：“散播大人您有支持革命党反对帝制的谣言，这，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会有差池？外界一传十十传百，早晚就传到北京去了。”
袁肃淡然的笑了笑，胸有成竹的说道：“你且放心，就算真的传到北京也无妨。毕竟只是谣言，我相信大总统绝不会因为一个谣言而把我怎么样。之前他安排我调任陆军部这件事已经造成不小的影响，若再对我采取什么措施，肯定会激起更多的风浪。”
杜预依旧很担心，语气中透露着难以掩饰的焦虑，说道：“可是大人，您为什么要散播这样的谣言？就算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也可以造别人的谣言，比如冯国璋、段祺瑞，或者徐树铮他们这些人。偏偏把自己卷进去，这太不明智了。”
袁肃仍旧显得很轻松的样子，不轻不重的说道：“既然是造谣，那肯定要造的像模像样才是。你确实不必有太多的担心，谣言只要散得恰到好处，听取这个谣言的人会自觉的来进行保密。过几天我会安排人在广州、上海、香港那边做好接应准备，你只需要把消息散播到制定的地方即可。”
杜预自然是十分信任并且忠诚于袁肃的，既然袁肃有这样十足的信心，而且显然这件事背后还有会一连串的隐情，自己也没必要再那么婆婆妈妈，只要按照吩咐去办事即可。他颇有无奈的先叹了一口气，最终用力的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明白了，大人交代的事我一定全力以赴的办好。”
袁肃接着又说道：“消息散播出去之后，你暂时先别回天津。”
杜预微微颔首应道：“是。”
袁肃想了想之后，又补充的交代道：“到时候我会安排你去上海，你到林伯深那边先留一段时间。到时候你要好好注意一些事情，一是我让你散播的谣言传播到什么程度，究竟是满天都是消息，又或者表面上什么动静都没有。二是你要把这个消息先跟林伯深交流好，就说是我亲自交代下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听到这里，杜预脸色起了几分变化，忍不住问道：“大人，您真的要反对大总统称帝？虽然我知道我不应该多嘴，可如果只是因为大总统打压大人您，而因此恼恨在心，那我即便是冲撞大人也要好好开劝一番。”
袁肃看着杜预的样子，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他伸手拍了拍杜预的肩膀，说道：“你还是够忠心，你放心吧，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会告诉你我的计划，现在你也不必多问，总之我不会像你想的那么轻率。你且按照我的吩咐去就是。”
杜预稍微有了几分安心，他再次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了。”
经过几天时间的安排，通过还在南方活动的高顺以及各地军官俱乐部的关系网，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的接应工作总算尘埃落定。袁肃没有去送杜预，甚至还要求杜预尽量隐蔽行踪，趁着晚上的时候离开了法租界，搭乘了凌晨的火车南下而去。
袁肃之所以要杜预去散播这样的谣言，目的就是要给南方革命阵营提供一些信心。
不过正如杜预所担心的那样，这条谣言肯定会让他本人承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在这么敏感的时候，而且自己又曾经公然与袁世凯对抗，十之八九会引起袁世凯的戒心。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使得这个谣言显得更加真实，也能让南方革命阵营的人感到大有希望所在。
他已经盘算好了，只要不让人亲自抓到杜预散播消息，无论袁世凯用什么手段来质问自己这个谣言的实情，自己都会坚决矢口否认。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完全可以推卸是南方革命阵营的一次舆论阴谋而已。
至于南方方面在获悉这个谣言，也是很有可能会派人来天津。
袁肃的态度就是对北方否认谣言，对南方则是多种暗示。南方那边只要从林伯深口中套出关于这个谣言的一些消息，势必会信以为真，到时候他还会要求革命党人暂时保密，否则一旦计划泄露势必会一败涂地。
这个计划最终可能会牺牲林伯深的信任，但关键还要看事情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到了七月初，杜预陆续在广州、香港和上海秘密活动了一番，按照之前早已打听好的革命党人聚集地，用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开始散播谣言。正是南方革命阵营最为鸡肋的时期，这个谣言显然就像是枯树逢甘露、久旱遇雨霖，一下子就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盏灯，哪怕这盏灯很迷糊也很薄弱，可好歹是一份希望。
短短几天的时间，关于袁肃意欲密谋反对帝制的消息，便先在广州、香港传出了动静。
一些小报纸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议论，毕竟袁肃虽然赋闲在租界，可昔日的威名还是有一定人气根基所在，稍微有一些让人不解的动静，很快就能引发一轮关注瞩目。
不过这一轮活动才刚刚要火，却又莫名其妙的被人们刻意打压下来。渐渐的便又销声匿迹了。而之前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且至今仍然由官方喉舌大肆造势的帝制一事，逐渐的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倒不是革命党人为了给袁肃提供掩护而刻意压着消息，对于许多革命党人来说，还不得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从而让北洋内部先行乱起来，然后他们便有机可乘。只是袁肃在提前安排接应工作时，还特别做了一些额外的指示，尽可能掌控好舆论的走向，只需要达到一闪即过的效果就足矣。
另外，杜预所遵照吩咐散播谣言的地点、场合并不多，无论是广州还是香港也就是那么几处地方罢了，与别人逢场作戏，通过聊天谈话说给周边的人听。这样的传播力度根本并不强，也就是随意的这么一说罢了，能真正来兴趣的人根本不多。
第34章，香港分部
前前后后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中华革命党总算在广州和香港站稳了一定脚跟。不过如今的站稳脚跟并不像是大革命时期那样，意味着已经完全可以掌握一个地方的政权，或者获得该地政权的支持。仅仅只是有了几个比较安全的落脚之处，以及一定规模的组织成员罢了。
今时非比往日，二次革命的失败给革命党造成的损失实在太惨重。
在香港九龙加士居大道南部街角的地方，是一栋前不久才刚刚粉刷过外墙的三层小搂。这里便是中华革命党在香港的秘密分党部，如今英国人对中国革命势力的政策不算友善，所以在对外活动上仍然需要有所保密。
原本这栋小楼已经很是破旧，革命党人经过一番周转才好不容易接下了楼房。后来一直因为经费不济的缘故，就连小楼的装修和添置陈设方面都拖拖拉拉许久，直到最近总算从昔日同盟会故人那边筹集了几万元的经费，这才有机会将小楼简单粉刷了一遍。
之前负责香港分部运作的人正是胡毅生，然而就在两个月前，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亲赴香港统筹党务，并且全权负责组织反帝制和武装讨袁的前期活动。对于廖仲恺来说，从日本出发时还是信心十足，更是坚决的希望能干出一番大事来。可当他到达香港之后才发现，如今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重大的不同，革命活动也不再想早些年那么容易筹划。
在已经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香港分部的革命活动只能用“举步维艰”来形容。
除了勉勉强强改善了筹集革命经费的情况，以及与云南、四川取得了一定联系之外，廖仲恺几乎就没有再取得任何进展。他是寄希望于唐继尧能够号召西南诸省的军队组织讨袁军事力量，虽然之前的接触彼此留下了好印象，也初步磋商了合作计划，可随后便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络。
香港和广州早先都有派人在广西、云南常驻，而这些常驻的联络点同样是没有收到什么进一步的消息，一切就放佛之前的联络只是一场梦罢了。
就在廖仲恺以及中华革命党陷入踌躇困境之时，前不久在外面收到的一些小道微言，多多少少改善了目前的处境。
七月十四日的下午，负责前往广州打探消息的胡毅生总算赶了回来。
廖仲恺连忙让胡毅生来书房见面，不等对方稍微喘一口气他便迫不及待的问道：“可有什么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毅生脸色有些许的兴奋，他连忙点了点头说道：“我打听过了，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之前还上过报纸。我离开广州的时候还托人发了一封电文到上海，向肃仁贸易公司的一些旧友了解详细的情况，据说袁梓敬身边一名姓杜的副官这段时间就在上海这边，但是他们也不太确定到是怎么回事。”
廖仲恺微微皱起了眉头，疑惑的问道：“什么叫不太确定是怎么回事？袁梓敬的副官到底在不在上海，之前的消息又是谁放出来的？”
胡毅生叹了一口气，无奈的说道：“上海那边的回电很简短，话也没清楚，怕是肃仁公司那边也不知道具体详情。依我看，我们还得派人去上海。上海肃仁公司的老板就是林伯深，他之前还是国民党的党员，又与袁梓敬交情颇深，一定能从他那边打听到更多的消息。”
廖仲恺来回踱步凝思片刻，一时没有立刻回答胡毅生的话。虽然他对这件事极有热衷，也认为这是改变目前困局最好的办法，只是上海那边的情况还有许多尚未可知的地方，尤其是林伯深，从一开始就不是属于孙派的国民党员。不得不说，孙派和宋派之间的隔阂十分之大，即便表面上大家都能掩饰的很好，可背地里的明争暗斗却又是恶劣至极。
就好比说转移到日本之后，昔日国民党中宋黄派的资深党员大部分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黄兴更是另起炉灶搞起什么欧事研究会。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形同水火，时不时还会在一些报纸上发表文章来针锋相对。
诚实的说，廖仲恺本人是很希望那个能够化解宋黄派与孙派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次袁世凯称帝一事，完全可以成为两派之间重新联合的契机。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得到可行性的计划之前，他还是必须更为小心一些才是。
等了一会儿之后，胡毅生见廖仲恺没有回话，不禁忍不住再次问道：“先生，这件事，您到底怎么看？若是决定下来的话，我们也得尽快开始安排相关的联络才是。”
廖仲恺缓缓叹了一口气，颇有深意的说道：“当年在上海时，我们都是跟林伯深有过接触的，只是以前从来没有看重此人，只怕连孙逸仙都只是借助他家的财势，仅此而已。其实林伯深不是愚笨之人，党内怎么看待他，他心中必然是有数的。昔日我们不看重他，今日有难却还要找他，唉！”
他没有把话说得太透彻，但是胡毅生却听得心知肚明。
顿了顿之后，胡毅生有几分懊恼的说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大义为先，还是个人恩怨为先，孰重孰轻，难道先生比我还有糊涂吗？”
胡毅生是年轻人，性格上自然有颇多冲动的地方，不仅仅是对革命大业充满了迫切，同时也对党内目前明争暗斗的局势感到很不满意。
这一句话多多少少还是控制了一些情绪，不过却让廖仲恺忽有惶然，他暗暗叹了一口气，最终点头说道：“你说的很对，值此时节我们不能再有过多的疑虑。毅生，就有劳你再辛苦一些去一趟上海，务必从林伯深那边打听到更详细的消息。当然，如有可能，最好还是竭尽所能说服林伯深，支持我们此次反袁反帝的革命活动。”
胡毅生郑重其事的答应道：“此事义不容辞，我一定不遗余力把事情办好。”
廖仲恺微微颔首，欣然的说道：“如此甚好。差不多明后两天你就出发。林伯深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跟克强先生握手言和的一个突破口，据说上个月蔡松坡已经到了日本，是克强先生亲自前去迎接的。上周又听福冈那边传来消息，说蔡松坡应邀加入了欧事研究会。”
胡毅生这半年来都在香港处理党务，并不清楚北京和日本那边的与中华革命党无关的消息。不过自从廖仲恺来到香港之后，倒是时不时的听廖仲恺说起中华革命党现在迫切希望拉拢蔡锷，因为蔡锷在西南诸省之中颇有威望，包括唐继尧在内的许多西南军事将领，早先都是出自蔡锷门下。
单从这一点来看，他不难猜出党内是希望拉拢蔡锷来给唐继尧制造压力，从而迫使唐继尧以及西南诸省军阀支持倒袁革命。只是他同样很清楚，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单凭孙中山要求所有党众画押宣誓效忠这一点就够有争议了，蔡锷从一开始就没有主动联系中华革命党，已经可以表明其个人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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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毓成（1884-1958），字斐章，民国陆军上将，云南省镇沅县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中秀才，入昆明经正书院。1904年夏赴日留学，学成回滇于讲武堂任职。1911年参与发动昆明“重九起义”，起义成功后任陆军第一师骑兵联队长，次年4月率骑兵支队入黔。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云南举义讨袁，黄毓成任护国军第三军挺进军司令，率部参加滇桂边境抗击龙觐光部的作战。1918年到1922年间，任滇军驻川师长、司令部参赞等职，目睹军阀间拥兵争利，愤而解甲，赴上海闲居。1937年受南京政府令，返滇任云南禁烟特派员，遭解职后归家研究佛学至解放。解放后任云南省文史馆馆员，于1958年病逝。
第32章，长痛短痛
对于袁肃来说，自从收到高顺陆续发回来的几封电报之后，心神渐渐有几分不安宁起来。
之前他还是一直寄希望能像历史上那样，护国战争打得如火如荼，北洋政府内部纷纷倒戈独立，以至于在众叛亲离之下袁世凯不得不取消帝制。
即便是经过了青岛和辽东这两件事，为北洋政府赢得了不少民众基础，可也未必就能百分之百确保帝制的推行。在这一点上早先就有过分析，岂不说坚定不移的革命人士会反对，前清时期那些遗老官僚们也根本会反对。就像梁启超、康有为这些尊奉正统的保皇党，又有名望又有立场，肯定不会叫袁世凯好过。
然而事情的结果却还是“意料之中的意外”，毕竟在各方面喉舌的宣传造势之下，民间的气氛持续升温。这一点就连袁肃本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毕竟他同样是安排过手下暗中推波助澜、大造声势。
面对国内民众倒向性的支持、拥戴北洋政府，南方革命阵营必然会感到压力徒增。革命的力量原本就是依附于民间各界，如今非但失去了不少力量的源头，甚至这些力量的源头还转向支持北洋政府，此消彼长之下，岂能没有压力？
从这段时间南方革命势力的表现来看，也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软弱性。
在六月中旬的这几天，袁肃从各方面搜集到的情报，他可以充分看清楚南方革命阵营目前的形势。先是丽江会议没有任何结果，西南诸省各自都有内乱：四川熊克武与外省驻军争执不休，贵州任可澄、刘显世也明争暗斗，陆荣廷掌管下的两广各自都有不太平；之后中华革命党这边也是处处优柔寡断，派回国内负责联络革命武装的人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再者，就连两广、江浙以及香港、南洋等地同情革命的商人、资本家们，现如今同样都表现出踌躇和观望的态度。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北洋政府一次重大的变动，选择好究竟站在哪一边，必然会对自己今后发展有决定性的转变。
并非是这些商人、资本家都革命没有信心，而是在衡量国家利益、个人利益双重利益的时候，总是需要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一些。如果真如北洋政府所宣传的那样，改变政治体制和国体能够使得中国发展的更好，那现在支持革命，岂不就是在蓄意破坏国家的发展吗？
正是因为这些商人、资本家愈发显得犹豫，从而极大的影响了革命阵营的经济来源。
不过，袁肃从始至终都认为，单靠革命阵营来进行倒袁行动，不管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到底都是不可靠。历史上的护国战争还是因为北洋内部的政治争斗，从而让护国军有机可乘。即便现在国内对北洋政府和袁世凯拥戴、支持的声势很浓烈，可越是如此，北洋内部的军阀、政治派系便越会不满。
他相信只要南方稍微有点行动，北洋内部自然会伺机配合。
真正结束袁世凯帝制的不是护国战争，而是国内上上下下反对的声讨之势。
等到各省督军一个个都宣布独立，各省的舆论宣传也渐渐开始驳斥、贬低并且揭露帝制的真想，民间老百姓们自然会从狂热中渐渐苏醒过来。在这样的大声浪之下，袁世凯孤立无援，哪怕手里牢牢掌握着一支效忠于自己的中央军，也必然会不战而败。
可摆在眼前的南方革命阵营的形式，显然是到了万分窘迫的地步。
袁肃最担心的，莫过于是南方革命阵营连最基本的呼吁倒袁的声音都没有，更别谈还能像历史上发动武装倒袁的护国运动。一旦袁世凯顺理成章的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又利用称帝之后的声势和政治压力，彻底消灭南北对立的局面，那中国近代历史就算是彻底改写了。
真的如果走到这一步，或许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国家一旦完全统一起来，今后发展壮大的步伐必然能迈得更大一些。
但是以他对袁世凯的了解，以及北洋内部的现状来看，除非袁世凯在称帝之后还能有足够的信心，并且寿命还能再坚持五年左右，否则这件事断然不会有预想发展中的那么顺利。
只怕袁世凯称帝之后不会忙着统一中国，而是煞费苦心的开始为儿子袁克定继任来做文章，又要安排托孤的“顾命大臣”，又是要肃清北洋内部潜在的威胁，还要想方设法与洋人进行帝制正统的周旋。
不仅如此，如果袁世凯的寿命不能延续下去，那就等同于没办法肃清北洋集团内部的隐患，一旦袁世凯离世之后，单凭袁克定根本不可能应付得来那些“前朝的老油条”。最终的结果肯定反而会更乱，北洋内部要么反对帝制，要么继续帝制，而这其中又要分很多情况，有人要当皇帝，有人要当首相，有人要铲除袁氏，有人则是像挟天子以令诸侯。
一旦北洋集团内部争斗不休，严重消耗或者分化了实力，南方革命阵营和军阀十之八九会再次兴风作浪。也就是说，在一九一六年不能发动的护国战争，还会在往后继续爆发。国家仍旧混乱不堪，相反还会遗祸更长的时间。
袁肃自知自己好阴谋、弄权术，但如若袁世凯真有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史，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他倒也心甘情愿接下来淡出政坛、放弃手中的全部兵权。可显然这个可能性虽然有，但实在太过渺小。无论是袁世凯所剩的阳寿还是北洋内部的裂隙，这些都会导致接下来的历史出现许多变数。
与其寄希望于如此风险的事情上，还不如趁机把事情闹大。
他现在巴不得南北矛盾愈发激化，革命阵营大张旗鼓的反对帝制，并且发动护国战争来威逼袁世凯。一方面自己可以从中获得极大的利益，东山再起甚至更进一步掌握中央大权都不是什么难事，而另外一方面则更为重要，那就是可以通过这次南北矛盾，一举将西南诸省这些祸患全部连根拔起，省的夜长梦多，此外同样还有机会将北洋内部的矛盾暴露出来，趁着内战期间也一鼓作气将内部问题彻底解决。
或许在内心深处，袁肃还是有一定私心，可他从滦州起义一直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期间所经历的以及最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不得不自己刻骨铭心的明白一个道理：所谓的理想主义在这个时代是无法生存，要想生存并且改变现状，那就得推崇武力摄权。
既然袁世凯不信任自己，自己又何必要信任袁世凯能完成复兴中国的大业呢？
对于他来说，在私心的背后多少还是有所顾全大局。长痛不如短痛，留着西南诸省这几颗毒瘤慢慢滋长，北洋内部隐患重重，还不如狠心的挑起一场大阵仗，把所有问题一次性全部都解决清楚。既能为中国完全统一做出一大步的贡献，也能在消弱北洋老一派之后，使得自己可以顺理成章掌握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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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散播谣言
经过五、六天时间的前后思量，袁肃最终做出了这样的决心。
于是在六月二十日这天，他专门找来杜预商谈此事。如今滦州集团麾下的品流太多，很多事情未必能对那些所谓的嫡系部下，反而只能找像杜预这样的亲信心腹来谈。
在听完袁肃的话之后，杜预不由皱起了眉头，很是奇怪的问道：“大人，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万一事情传到了北京，对我们可是大有不利的。”
袁肃不动声色的说道：“要想做大事，舍不得冒险怎么可能成功？更何况，这件事只要做的够细心一些，相信应该不可能会有差池的。”
杜预深深吸了一口气，刚才袁肃多少是暗示了一些这件事的内情，可是他还是猜不透袁肃为什么偏偏要走这一步，并非自己不情愿，而是担心造成的影响实在太大。过了好一会儿之后，他才再次开口说道：“散播大人您有支持革命党反对帝制的谣言，这，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不会有差池？外界一传十十传百，早晚就传到北京去了。”
袁肃淡然的笑了笑，胸有成竹的说道：“你且放心，就算真的传到北京也无妨。毕竟只是谣言，我相信大总统绝不会因为一个谣言而把我怎么样。之前他安排我调任陆军部这件事已经造成不小的影响，若再对我采取什么措施，肯定会激起更多的风浪。”
杜预依旧很担心，语气中透露着难以掩饰的焦虑，说道：“可是大人，您为什么要散播这样的谣言？就算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那也可以造别人的谣言，比如冯国璋、段祺瑞，或者徐树铮他们这些人。偏偏把自己卷进去，这太不明智了。”
袁肃仍旧显得很轻松的样子，不轻不重的说道：“既然是造谣，那肯定要造的像模像样才是。你确实不必有太多的担心，谣言只要散得恰到好处，听取这个谣言的人会自觉的来进行保密。过几天我会安排人在广州、上海、香港那边做好接应准备，你只需要把消息散播到制定的地方即可。”
杜预自然是十分信任并且忠诚于袁肃的，既然袁肃有这样十足的信心，而且显然这件事背后还有会一连串的隐情，自己也没必要再那么婆婆妈妈，只要按照吩咐去办事即可。他颇有无奈的先叹了一口气，最终用力的点了点头，说道：“好吧，我明白了，大人交代的事我一定全力以赴的办好。”
袁肃接着又说道：“消息散播出去之后，你暂时先别回天津。”
杜预微微颔首应道：“是。”
袁肃想了想之后，又补充的交代道：“到时候我会安排你去上海，你到林伯深那边先留一段时间。到时候你要好好注意一些事情，一是我让你散播的谣言传播到什么程度，究竟是满天都是消息，又或者表面上什么动静都没有。二是你要把这个消息先跟林伯深交流好，就说是我亲自交代下的，确有这么一回事。”
听到这里，杜预脸色起了几分变化，忍不住问道：“大人，您真的要反对大总统称帝？虽然我知道我不应该多嘴，可如果只是因为大总统打压大人您，而因此恼恨在心，那我即便是冲撞大人也要好好开劝一番。”
袁肃看着杜预的样子，忍不住大笑了起来，他伸手拍了拍杜预的肩膀，说道：“你还是够忠心，你放心吧，等到时机成熟时我会告诉你我的计划，现在你也不必多问，总之我不会像你想的那么轻率。你且按照我的吩咐去就是。”
杜预稍微有了几分安心，他再次郑重其事的点了点头，说道：“我明白了。”
经过几天时间的安排，通过还在南方活动的高顺以及各地军官俱乐部的关系网，在广州、香港、上海等地的接应工作总算尘埃落定。袁肃没有去送杜预，甚至还要求杜预尽量隐蔽行踪，趁着晚上的时候离开了法租界，搭乘了凌晨的火车南下而去。
袁肃之所以要杜预去散播这样的谣言，目的就是要给南方革命阵营提供一些信心。
不过正如杜预所担心的那样，这条谣言肯定会让他本人承担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在这么敏感的时候，而且自己又曾经公然与袁世凯对抗，十之八九会引起袁世凯的戒心。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会使得这个谣言显得更加真实，也能让南方革命阵营的人感到大有希望所在。
他已经盘算好了，只要不让人亲自抓到杜预散播消息，无论袁世凯用什么手段来质问自己这个谣言的实情，自己都会坚决矢口否认。没有任何人证物证，完全可以推卸是南方革命阵营的一次舆论阴谋而已。
至于南方方面在获悉这个谣言，也是很有可能会派人来天津。
袁肃的态度就是对北方否认谣言，对南方则是多种暗示。南方那边只要从林伯深口中套出关于这个谣言的一些消息，势必会信以为真，到时候他还会要求革命党人暂时保密，否则一旦计划泄露势必会一败涂地。
这个计划最终可能会牺牲林伯深的信任，但关键还要看事情究竟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到了七月初，杜预陆续在广州、香港和上海秘密活动了一番，按照之前早已打听好的革命党人聚集地，用一种比较隐晦的方式开始散播谣言。正是南方革命阵营最为鸡肋的时期，这个谣言显然就像是枯树逢甘露、久旱遇雨霖，一下子就在黑暗中点燃了一盏灯，哪怕这盏灯很迷糊也很薄弱，可好歹是一份希望。
短短几天的时间，关于袁肃意欲密谋反对帝制的消息，便先在广州、香港传出了动静。
一些小报纸甚至还专门写了一篇议论，毕竟袁肃虽然赋闲在租界，可昔日的威名还是有一定人气根基所在，稍微有一些让人不解的动静，很快就能引发一轮关注瞩目。
不过这一轮活动才刚刚要火，却又莫名其妙的被人们刻意打压下来。渐渐的便又销声匿迹了。而之前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并且至今仍然由官方喉舌大肆造势的帝制一事，逐渐的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倒不是革命党人为了给袁肃提供掩护而刻意压着消息，对于许多革命党人来说，还不得这件事闹得越大越好，从而让北洋内部先行乱起来，然后他们便有机可乘。只是袁肃在提前安排接应工作时，还特别做了一些额外的指示，尽可能掌控好舆论的走向，只需要达到一闪即过的效果就足矣。
另外，杜预所遵照吩咐散播谣言的地点、场合并不多，无论是广州还是香港也就是那么几处地方罢了，与别人逢场作戏，通过聊天谈话说给周边的人听。这样的传播力度根本并不强，也就是随意的这么一说罢了，能真正来兴趣的人根本不多。
第34章，香港分部
前前后后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中华革命党总算在广州和香港站稳了一定脚跟。不过如今的站稳脚跟并不像是大革命时期那样，意味着已经完全可以掌握一个地方的政权，或者获得该地政权的支持。仅仅只是有了几个比较安全的落脚之处，以及一定规模的组织成员罢了。
今时非比往日，二次革命的失败给革命党造成的损失实在太惨重。
在香港九龙加士居大道南部街角的地方，是一栋前不久才刚刚粉刷过外墙的三层小搂。这里便是中华革命党在香港的秘密分党部，如今英国人对中国革命势力的政策不算友善，所以在对外活动上仍然需要有所保密。
原本这栋小楼已经很是破旧，革命党人经过一番周转才好不容易接下了楼房。后来一直因为经费不济的缘故，就连小楼的装修和添置陈设方面都拖拖拉拉许久，直到最近总算从昔日同盟会故人那边筹集了几万元的经费，这才有机会将小楼简单粉刷了一遍。
之前负责香港分部运作的人正是胡毅生，然而就在两个月前，廖仲恺奉孙中山之命亲赴香港统筹党务，并且全权负责组织反帝制和武装讨袁的前期活动。对于廖仲恺来说，从日本出发时还是信心十足，更是坚决的希望能干出一番大事来。可当他到达香港之后才发现，如今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了重大的不同，革命活动也不再想早些年那么容易筹划。
在已经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香港分部的革命活动只能用“举步维艰”来形容。
除了勉勉强强改善了筹集革命经费的情况，以及与云南、四川取得了一定联系之外，廖仲恺几乎就没有再取得任何进展。他是寄希望于唐继尧能够号召西南诸省的军队组织讨袁军事力量，虽然之前的接触彼此留下了好印象，也初步磋商了合作计划，可随后便如同石沉大海一般几乎完全失去了联络。
香港和广州早先都有派人在广西、云南常驻，而这些常驻的联络点同样是没有收到什么进一步的消息，一切就放佛之前的联络只是一场梦罢了。
就在廖仲恺以及中华革命党陷入踌躇困境之时，前不久在外面收到的一些小道微言，多多少少改善了目前的处境。
七月十四日的下午，负责前往广州打探消息的胡毅生总算赶了回来。
廖仲恺连忙让胡毅生来书房见面，不等对方稍微喘一口气他便迫不及待的问道：“可有什么消息？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毅生脸色有些许的兴奋，他连忙点了点头说道：“我打听过了，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之前还上过报纸。我离开广州的时候还托人发了一封电文到上海，向肃仁贸易公司的一些旧友了解详细的情况，据说袁梓敬身边一名姓杜的副官这段时间就在上海这边，但是他们也不太确定到是怎么回事。”
廖仲恺微微皱起了眉头，疑惑的问道：“什么叫不太确定是怎么回事？袁梓敬的副官到底在不在上海，之前的消息又是谁放出来的？”
胡毅生叹了一口气，无奈的说道：“上海那边的回电很简短，话也没清楚，怕是肃仁公司那边也不知道具体详情。依我看，我们还得派人去上海。上海肃仁公司的老板就是林伯深，他之前还是国民党的党员，又与袁梓敬交情颇深，一定能从他那边打听到更多的消息。”
廖仲恺来回踱步凝思片刻，一时没有立刻回答胡毅生的话。虽然他对这件事极有热衷，也认为这是改变目前困局最好的办法，只是上海那边的情况还有许多尚未可知的地方，尤其是林伯深，从一开始就不是属于孙派的国民党员。不得不说，孙派和宋派之间的隔阂十分之大，即便表面上大家都能掩饰的很好，可背地里的明争暗斗却又是恶劣至极。
就好比说转移到日本之后，昔日国民党中宋黄派的资深党员大部分都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黄兴更是另起炉灶搞起什么欧事研究会。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欧事研究会与中华革命党之间形同水火，时不时还会在一些报纸上发表文章来针锋相对。
诚实的说，廖仲恺本人是很希望那个能够化解宋黄派与孙派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这次袁世凯称帝一事，完全可以成为两派之间重新联合的契机。只是在还没有完全得到可行性的计划之前，他还是必须更为小心一些才是。
等了一会儿之后，胡毅生见廖仲恺没有回话，不禁忍不住再次问道：“先生，这件事，您到底怎么看？若是决定下来的话，我们也得尽快开始安排相关的联络才是。”
廖仲恺缓缓叹了一口气，颇有深意的说道：“当年在上海时，我们都是跟林伯深有过接触的，只是以前从来没有看重此人，只怕连孙逸仙都只是借助他家的财势，仅此而已。其实林伯深不是愚笨之人，党内怎么看待他，他心中必然是有数的。昔日我们不看重他，今日有难却还要找他，唉！”
他没有把话说得太透彻，但是胡毅生却听得心知肚明。
顿了顿之后，胡毅生有几分懊恼的说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国家大义为先，还是个人恩怨为先，孰重孰轻，难道先生比我还有糊涂吗？”
胡毅生是年轻人，性格上自然有颇多冲动的地方，不仅仅是对革命大业充满了迫切，同时也对党内目前明争暗斗的局势感到很不满意。
这一句话多多少少还是控制了一些情绪，不过却让廖仲恺忽有惶然，他暗暗叹了一口气，最终点头说道：“你说的很对，值此时节我们不能再有过多的疑虑。毅生，就有劳你再辛苦一些去一趟上海，务必从林伯深那边打听到更详细的消息。当然，如有可能，最好还是竭尽所能说服林伯深，支持我们此次反袁反帝的革命活动。”
胡毅生郑重其事的答应道：“此事义不容辞，我一定不遗余力把事情办好。”
廖仲恺微微颔首，欣然的说道：“如此甚好。差不多明后两天你就出发。林伯深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跟克强先生握手言和的一个突破口，据说上个月蔡松坡已经到了日本，是克强先生亲自前去迎接的。上周又听福冈那边传来消息，说蔡松坡应邀加入了欧事研究会。”
胡毅生这半年来都在香港处理党务，并不清楚北京和日本那边的与中华革命党无关的消息。不过自从廖仲恺来到香港之后，倒是时不时的听廖仲恺说起中华革命党现在迫切希望拉拢蔡锷，因为蔡锷在西南诸省之中颇有威望，包括唐继尧在内的许多西南军事将领，早先都是出自蔡锷门下。
单从这一点来看，他不难猜出党内是希望拉拢蔡锷来给唐继尧制造压力，从而迫使唐继尧以及西南诸省军阀支持倒袁革命。只是他同样很清楚，欧事研究会和中华革命党之间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别，单凭孙中山要求所有党众画押宣誓效忠这一点就够有争议了，蔡锷从一开始就没有主动联系中华革命党，已经可以表明其个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