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周小新佩戴假肢的工作人员正是卓晶。今天她是以新生残疾人康复基金会志愿者的身份来这里帮忙的。
就在一周之前，他们生产的新生牌假肢，突然就通过了审批，被允许生产并上市销售。
这个变化令董诗文等人都措手不及。一开始他们把新生牌假肢送到有关部门进行测试和审批，结果就被卡住了。而且对方甚至连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卡住也不告诉他们。
董诗文也知道这肯定是从中有人作梗，新生义肢研究所推出的新生牌假肢，彻底打断了行业垄断，粉碎了这个行业的暴利。
他们的举动也犯了众怒，所以被那些生产假肢的企业联合起来进行封杀。
毕竟一旦让新生牌假肢推向市场，整个假肢行业的产品价格会被砍掉2/3甚至更多，这每年可是几百亿乃至上千亿的损失。
尽管董诗文和司徒薇都动用了他们的人脉，可是仍然没有办法撼动这背后巨大的利益集团。
原本他们以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结果，突然他们就被通知，产品通过了检验，可以获准生产销售上市了。
这就是张阮清加入华夏安全局的好处了。他加入了之后，新生假肢的这件事情被汇报到了上面。
上面的领导一看，这完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啊，为什么要卡人家脖子，于是上面发了话，纵使这些人再有能量，也不可能跟国家力量抗衡，只能捏着鼻子吃了哑巴亏。
而新生残疾人康复救助基金方面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的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而张阮清等人通过开会讨论决定，每个月无偿提供50套智能假肢和100套普通假肢。
至于这些假肢的受众，主要来自于各地的孤儿院和残疾人福利院以及因伤退伍的军人群体。
另外社会上如果有家庭困难的残疾人士也可以在基金会的网站上提出申请。如果条件符合的话也有机会获得免费提供的假肢。
对于孤儿院那些孩子，由于他们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所以他们佩戴的假肢是通用型的。
这样基金会方面每年都会对他们进行一次体检，根据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更换合适的假肢。而他们身上淘汰下来的假肢，则会给更小的孩子使用。这才是更合理的利用资源。
当然，对于这些受捐助者，新生残疾人康复基金方面也提出了要求。
每一个假肢上面都有编号，和使用者的身份绑定，并被录入数据库。
每年基金会方面都会对假肢进行一次检测和维修保养，如果发现受捐助者的假肢丢失，转让他人或者是人为原因损毁，就必须照价赔偿。
如果拒不赔偿，就会被剥夺免费试用假肢的权利。这是用制度来倒逼假肢使用者爱护假肢。
对于22岁以下的受捐助者以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受捐助者，他们不但可以免费使用假肢，每年的维修保养，也都是免费的。
但如果受捐助者超过22岁，每年的维修保养费用就得由他们自行承担。
当然这个维修保养费用并不贵，如果假肢没有损坏，也就是几百块钱。哪怕更换一些易损部件，也只是1000块钱出头。
这点钱，跟其他假肢生产企业动辄数10万的销售价格，每年上万的维修保养费用比起来真的就不算什么了。
除了免费供人使用的这些假肢之外，新生牌假肢也正式上市销售了。
现在在京都市，天仁医院，华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以及新生运动医学康复中心特建立了一个新生假肢服务中心。
在这里有需要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到进行身体测量，假肢定制，假肢安装以及使用方法培训，假肢维修保养等服务。
张阮清和司徒薇等人深知，在一开始的产品推广过程中，其他的医院是很难接受新生牌假肢的。因为他们的假肢产品，价格太低了。
例如一个结构最简单，没有机械辅助设备的最原始的带简易带膝关节的腿部假肢，新生假肢研究所这一副假肢的价格才1万块钱。而其他厂家这样一副假肢最便宜的也得6万块钱。
而这种带膝关节的，能让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智能假肢，一付的费用也不过5万来块钱。而其他厂家的同类产品价格都在20万以上。最关键的是那些产品的性能远不如新生牌假肢。
而新生牌假肢的这个价格，比成本的两倍还高一点。一开始张阮清想把定价定的比成本高一点点就算了，可司徒薇和董诗文强烈反对他的这个决策。
因为如果利润率降得太低，后续他们就没有资金进行产品和生产线的升级。
另一方面如果售价太低，定到张阮清一开始所设想的那个水准，恐怕其他的假肢企业就得倒闭，到时候他们会拼了命来对付新生残疾人康复基金。
因此还不如保持一定的利润率，使得那些厂家不至于鱼死网破。另外出售这些假肢所获得的利润，除了可以进行产品升级之外，还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免费假肢提供给那些受需要的人。
当然他们这么做，势必会影响医院里其他那些品牌假肢的销售。要知道其他品牌假肢每年也会给医院很多的利润，如果代理新生牌假肢，就意味着要牺牲这部分利润。
不过张阮清的义举得到了天仁医院以及华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大力支持，他们力排众议，跟张阮清一起做这件事情，也算是为社会做贡献了。
另外新生假肢方面还在京都市市内各区设立了一个假肢维修点，提供假肢的检测和维修服务。
假肢的安装，测量以及维修保养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现在基金会所招聘的志愿者以及具有专业技能的员工也正在培训中，这一下子要给这么多人安装假肢，他们忙不过来，所以把从新生运动医学康复中心，以及华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志愿者也拉了过来。
就在一周之前，他们生产的新生牌假肢，突然就通过了审批，被允许生产并上市销售。
这个变化令董诗文等人都措手不及。一开始他们把新生牌假肢送到有关部门进行测试和审批，结果就被卡住了。而且对方甚至连是因为什么原因被卡住也不告诉他们。
董诗文也知道这肯定是从中有人作梗，新生义肢研究所推出的新生牌假肢，彻底打断了行业垄断，粉碎了这个行业的暴利。
他们的举动也犯了众怒，所以被那些生产假肢的企业联合起来进行封杀。
毕竟一旦让新生牌假肢推向市场，整个假肢行业的产品价格会被砍掉2/3甚至更多，这每年可是几百亿乃至上千亿的损失。
尽管董诗文和司徒薇都动用了他们的人脉，可是仍然没有办法撼动这背后巨大的利益集团。
原本他们以为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结果，突然他们就被通知，产品通过了检验，可以获准生产销售上市了。
这就是张阮清加入华夏安全局的好处了。他加入了之后，新生假肢的这件事情被汇报到了上面。
上面的领导一看，这完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啊，为什么要卡人家脖子，于是上面发了话，纵使这些人再有能量，也不可能跟国家力量抗衡，只能捏着鼻子吃了哑巴亏。
而新生残疾人康复救助基金方面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的工厂开足马力进行生产，而张阮清等人通过开会讨论决定，每个月无偿提供50套智能假肢和100套普通假肢。
至于这些假肢的受众，主要来自于各地的孤儿院和残疾人福利院以及因伤退伍的军人群体。
另外社会上如果有家庭困难的残疾人士也可以在基金会的网站上提出申请。如果条件符合的话也有机会获得免费提供的假肢。
对于孤儿院那些孩子，由于他们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所以他们佩戴的假肢是通用型的。
这样基金会方面每年都会对他们进行一次体检，根据他们的身体发育情况更换合适的假肢。而他们身上淘汰下来的假肢，则会给更小的孩子使用。这才是更合理的利用资源。
当然，对于这些受捐助者，新生残疾人康复基金方面也提出了要求。
每一个假肢上面都有编号，和使用者的身份绑定，并被录入数据库。
每年基金会方面都会对假肢进行一次检测和维修保养，如果发现受捐助者的假肢丢失，转让他人或者是人为原因损毁，就必须照价赔偿。
如果拒不赔偿，就会被剥夺免费试用假肢的权利。这是用制度来倒逼假肢使用者爱护假肢。
对于22岁以下的受捐助者以及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受捐助者，他们不但可以免费使用假肢，每年的维修保养，也都是免费的。
但如果受捐助者超过22岁，每年的维修保养费用就得由他们自行承担。
当然这个维修保养费用并不贵，如果假肢没有损坏，也就是几百块钱。哪怕更换一些易损部件，也只是1000块钱出头。
这点钱，跟其他假肢生产企业动辄数10万的销售价格，每年上万的维修保养费用比起来真的就不算什么了。
除了免费供人使用的这些假肢之外，新生牌假肢也正式上市销售了。
现在在京都市，天仁医院，华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以及新生运动医学康复中心特建立了一个新生假肢服务中心。
在这里有需要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到进行身体测量，假肢定制，假肢安装以及使用方法培训，假肢维修保养等服务。
张阮清和司徒薇等人深知，在一开始的产品推广过程中，其他的医院是很难接受新生牌假肢的。因为他们的假肢产品，价格太低了。
例如一个结构最简单，没有机械辅助设备的最原始的带简易带膝关节的腿部假肢，新生假肢研究所这一副假肢的价格才1万块钱。而其他厂家这样一副假肢最便宜的也得6万块钱。
而这种带膝关节的，能让人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的智能假肢，一付的费用也不过5万来块钱。而其他厂家的同类产品价格都在20万以上。最关键的是那些产品的性能远不如新生牌假肢。
而新生牌假肢的这个价格，比成本的两倍还高一点。一开始张阮清想把定价定的比成本高一点点就算了，可司徒薇和董诗文强烈反对他的这个决策。
因为如果利润率降得太低，后续他们就没有资金进行产品和生产线的升级。
另一方面如果售价太低，定到张阮清一开始所设想的那个水准，恐怕其他的假肢企业就得倒闭，到时候他们会拼了命来对付新生残疾人康复基金。
因此还不如保持一定的利润率，使得那些厂家不至于鱼死网破。另外出售这些假肢所获得的利润，除了可以进行产品升级之外，还可以用来生产更多的免费假肢提供给那些受需要的人。
当然他们这么做，势必会影响医院里其他那些品牌假肢的销售。要知道其他品牌假肢每年也会给医院很多的利润，如果代理新生牌假肢，就意味着要牺牲这部分利润。
不过张阮清的义举得到了天仁医院以及华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大力支持，他们力排众议，跟张阮清一起做这件事情，也算是为社会做贡献了。
另外新生假肢方面还在京都市市内各区设立了一个假肢维修点，提供假肢的检测和维修服务。
假肢的安装，测量以及维修保养都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现在基金会所招聘的志愿者以及具有专业技能的员工也正在培训中，这一下子要给这么多人安装假肢，他们忙不过来，所以把从新生运动医学康复中心，以及华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志愿者也拉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