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子,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他的“历史使命”。

    正如尧舜禹是“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唐宋元明清,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的背后,则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发动战争。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三代”,其实是夏商周先后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则因为“后来居上”,这才“轮流坐庄”。

    显然,所谓“中央之国”,其实就是个“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也许,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它们的读音,但能够知道它们的意思,因为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当时那些说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国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华文明也才能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3]

    汉字,确实是一种神奇的符号。

    神奇也不奇怪,因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沟通的对象有两个,神祇和祖宗;方式则有两种,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但无论甲骨、钟鼎、石鼓,都通灵,既通神灵,又通心灵,是我们民族的“通灵宝玉”。

    难怪古人说,汉字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对不起了,鬼们!

    事实上,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必定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只不过,我们民族创造的符号,天然地就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它是实用的,却又有艺术的品味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那里面,有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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