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李承志收到了消息。
针对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事情,将成立军内调查小组,由陆海空与陆战队各安排一名军官组成调查委员会。针对这起事件的进一步处理工作,将在调查委员会递交了调查报告之后再做决定。
显然,这不算是坏事。
虽然各军兵种的斗争相当激烈,军内关系算不上融洽,但是四大军兵种早就在内部斗争中达成了默契,即必须以维护军队的利益为基础,绝不能因为军兵种的内部斗争而导致军队的整体利益受损。
显然,军内调查的结果不会对军方不利。
李志强也做了保证,他会安排一名合适的海军军官,还会利用关系,去影响陆军与空军安排的调查军官。
至于陆战队的调查军官,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李承志没再浪费时间,在收到消息的当天晚上就搭上了飞往萨尔瓦多的运输机。调查委员会还在筹建之中,最快也要数日之后才能前往萨尔瓦多,因此李承志有必要提前返回,好安排接受调查的准备工作。
当然,军内调查本身就只是一个态度,表示军方很重视这件事情。
至于调查结果,政府当局肯定不会抱太大的希望。
对此,席存瑞心里也非常有数。
如同军队需要应付总统的责难一样,席存瑞也要应付来自国民议会的质疑,而且必须给那些喜欢无事生非的议员一个交代。
所幸的是。大部分议员要的不是调查结果,而是发动战争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事件并不只有坏的影响,因为《华夏时报》刊登的消息,已经为中国提供了发动战争的理由。
周润康还在安理会上努力,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国家支持的时候,国民议会的几名议员就发起了一项议案。即直接授权政府在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从根本上消除危地马拉人道主义灾难。
当然,只要说的议案。就肯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要知道,每一名议员都有资格针对议案进行辩论,以表明自己的观点。甚至还可以提出修改建议。
总而言之,要让议案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此时,席存瑞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按照中国的法律,即便对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提案在安理会获得支持,席存瑞也需要回过头来,在国民议会获得支持。说白了,只有国民议会授权,总统才能调动军队发起军事行动。
在和平时期,总统无权直接调动军队。
显然。国民议会提前就出兵危地马拉的事情进行辩论并不是坏事,如果能在安理会获得支持,就能节省大量时间。
由此可见,这次的事件并不是重点,也没有多少人关心调查结果。
说白了。只要军方能够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此事就会不了了之。
更重要的是,即便那些不把总统放在眼里的议员,也不敢在重大事情上跟军方作对,总会向军方妥协。
这也可以理解,军方的影响力摆在哪里。而大部分议员不会冒险得罪军方。
正是如此,席存瑞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并且警告总参谋部的将军,在调查期间不要再惹上麻烦。
对李承志等人来说,这显然是件好事。
回到萨尔瓦多,李承志向易建朝交代了回国的事情,然后就无所事事了。
调查小组到来之后,找小队的官兵单独询问了情况,而且让所有人都写了一份在危地马拉的行动报告。
当然,这也只是做做样子。
要知道,在调查小组到来之前,易建朝就让所有人统一了口径,因此每个人的行动报告都大同小异。
调查小组最终得出的结论,自然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
在提交给总参谋部的调查结果报告中,调查小组强调了一点,即《华夏时报》的女记者舒雨婷是在政府下达禁令之后,擅自进入危地马拉,而当时被派遣到萨尔瓦多执行任务的特种侦察部队立即采取了营救行动,一名特种侦察兵在营救行动中牺牲,而特种侦察部队并没有违背军规与政府下达的命令。整个事件,都是由舒雨婷个人所致,即她没有如实交代在危地马拉的活动情况,更没有在获救之后将获取的证据交给营救人员,而是在回国之后,将其发表在了《华夏时报》上。
显然,这是一份说得过去的调查报告。
更重要的是,调查小组所做出的结论,把主要责任推到了女记者舒雨婷身上,而参与营救行动的特种侦察部队反而成了英雄。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特种侦察部队进入危地马拉的主要目的不是营救女记者,而是去做女记者做的事情,即获取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证据。
当然,混淆视听是军方一惯的处事方法。
显然,这份调查报告对出兵危地马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就是,报告中强调了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淡化了中国派遣军队进入主权国家的事实。
只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结束。
在军方的调查报告公布于众之后,《华夏时报》所属的“华夏报业集团”立即做出了积极回应,宣称其记者舒雨婷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际记者协会的基本准则,记者有权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进行采访与报道,而且她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帮助正在遭受军人独裁政府残害的危地马拉平民。
显然,“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无异于火上浇油。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得罪不起的不是军队,而是新闻媒体。
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战争状态,也就终止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随后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维护新闻采访自由的法案,即“新闻法”,明确规定新闻媒体有采访与传播新闻的自由,拥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且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受政府机构的管制与约束。
这部法案,从根本上确定了新闻媒体拥有社会监督权。
可以说,正是这部法案,让新闻媒体变得强大,也让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大人物,不得不害怕新闻媒体。
更重要的是,这让新闻媒体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
这就意味着,新闻媒体拥有了影响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工作产生影响,还能对国民议会的立法行为产生影响。
显然,“华夏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的“华夏新闻社”在国内拥有很强的影响力。
在电视普及之前,“华夏报业集团”是国内最大的新闻社,不但在上海、北京与广州等地拥有十多家报社,发行了数十种报纸,还拥有三家全国性电台与十多家地方电台。在电视普及之后,“华夏报业集团”改组为“华夏新闻社”,开创了第一个全国性电视频道,后来发展到拥有十多个全球性电视频道。
可以说,“华夏报业集团”是中国新闻界的领军者。
正是如此,“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极有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军方的调查报告。
在“华夏报业集团”发表声明之后,国民议会的上海籍与江苏籍议员立即采取行动,开始推动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
对席存瑞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几个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安理会轮值国也坚定了立场,表示支持中国在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结束已经导致数十万人丧生的战乱,但是几个关键国家依然咬住中国未经安理会准许,擅自在危地马拉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不放。更重要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明确表态,如果中国当局不肯承认侵犯危地马拉主权的行为,就将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
问题是,中国当局能够承认吗?
显然,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如果中国当局承认侵犯了危地马拉的主权,就等于承认了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权的合法性,而中国出兵危地马拉的基础是其军人独裁政府不具备合法性,而中国出兵的理由是在危地马拉恢复民主政治。
也就是说,中国绝不能承认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的合法性。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在大战结束之后秉承的对外基本原则,即绝不承认独裁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政治。
要知道,也同样也是中国对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道义与政治基础。
可以说,中国当局即便不要安理会的授权,也不会承认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也就不可能承认侵犯了危地马拉的主权。
如果假以时日,肯定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只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态度有所松动,席存瑞就对周润康有信心,即能够说服几个关键国家。
问题是,“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让时间变得异常紧张。
国民议会里,已有议员在辩论中提出,在等待安理会授权的时候,危地马拉的民主政治力量正在消亡,与其等待下去,还不如立即采取行动。
席存瑞顶住了国民议会的压力,可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rq
针对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事情,将成立军内调查小组,由陆海空与陆战队各安排一名军官组成调查委员会。针对这起事件的进一步处理工作,将在调查委员会递交了调查报告之后再做决定。
显然,这不算是坏事。
虽然各军兵种的斗争相当激烈,军内关系算不上融洽,但是四大军兵种早就在内部斗争中达成了默契,即必须以维护军队的利益为基础,绝不能因为军兵种的内部斗争而导致军队的整体利益受损。
显然,军内调查的结果不会对军方不利。
李志强也做了保证,他会安排一名合适的海军军官,还会利用关系,去影响陆军与空军安排的调查军官。
至于陆战队的调查军官,就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李承志没再浪费时间,在收到消息的当天晚上就搭上了飞往萨尔瓦多的运输机。调查委员会还在筹建之中,最快也要数日之后才能前往萨尔瓦多,因此李承志有必要提前返回,好安排接受调查的准备工作。
当然,军内调查本身就只是一个态度,表示军方很重视这件事情。
至于调查结果,政府当局肯定不会抱太大的希望。
对此,席存瑞心里也非常有数。
如同军队需要应付总统的责难一样,席存瑞也要应付来自国民议会的质疑,而且必须给那些喜欢无事生非的议员一个交代。
所幸的是。大部分议员要的不是调查结果,而是发动战争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事件并不只有坏的影响,因为《华夏时报》刊登的消息,已经为中国提供了发动战争的理由。
周润康还在安理会上努力,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国家支持的时候,国民议会的几名议员就发起了一项议案。即直接授权政府在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从根本上消除危地马拉人道主义灾难。
当然,只要说的议案。就肯定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要知道,每一名议员都有资格针对议案进行辩论,以表明自己的观点。甚至还可以提出修改建议。
总而言之,要让议案在国民议会获得通过,需要足够多的时间。
此时,席存瑞最需要的就是时间。
按照中国的法律,即便对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的提案在安理会获得支持,席存瑞也需要回过头来,在国民议会获得支持。说白了,只有国民议会授权,总统才能调动军队发起军事行动。
在和平时期,总统无权直接调动军队。
显然。国民议会提前就出兵危地马拉的事情进行辩论并不是坏事,如果能在安理会获得支持,就能节省大量时间。
由此可见,这次的事件并不是重点,也没有多少人关心调查结果。
说白了。只要军方能够给出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此事就会不了了之。
更重要的是,即便那些不把总统放在眼里的议员,也不敢在重大事情上跟军方作对,总会向军方妥协。
这也可以理解,军方的影响力摆在哪里。而大部分议员不会冒险得罪军方。
正是如此,席存瑞所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并且警告总参谋部的将军,在调查期间不要再惹上麻烦。
对李承志等人来说,这显然是件好事。
回到萨尔瓦多,李承志向易建朝交代了回国的事情,然后就无所事事了。
调查小组到来之后,找小队的官兵单独询问了情况,而且让所有人都写了一份在危地马拉的行动报告。
当然,这也只是做做样子。
要知道,在调查小组到来之前,易建朝就让所有人统一了口径,因此每个人的行动报告都大同小异。
调查小组最终得出的结论,自然在所有人的预料之中。
在提交给总参谋部的调查结果报告中,调查小组强调了一点,即《华夏时报》的女记者舒雨婷是在政府下达禁令之后,擅自进入危地马拉,而当时被派遣到萨尔瓦多执行任务的特种侦察部队立即采取了营救行动,一名特种侦察兵在营救行动中牺牲,而特种侦察部队并没有违背军规与政府下达的命令。整个事件,都是由舒雨婷个人所致,即她没有如实交代在危地马拉的活动情况,更没有在获救之后将获取的证据交给营救人员,而是在回国之后,将其发表在了《华夏时报》上。
显然,这是一份说得过去的调查报告。
更重要的是,调查小组所做出的结论,把主要责任推到了女记者舒雨婷身上,而参与营救行动的特种侦察部队反而成了英雄。
在这份调查报告中,隐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特种侦察部队进入危地马拉的主要目的不是营救女记者,而是去做女记者做的事情,即获取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的证据。
当然,混淆视听是军方一惯的处事方法。
显然,这份调查报告对出兵危地马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键就是,报告中强调了发生在危地马拉的人道主义灾难,淡化了中国派遣军队进入主权国家的事实。
只是,事情还没有这么结束。
在军方的调查报告公布于众之后,《华夏时报》所属的“华夏报业集团”立即做出了积极回应,宣称其记者舒雨婷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际记者协会的基本准则,记者有权对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进行采访与报道,而且她的所作所为也是为了帮助正在遭受军人独裁政府残害的危地马拉平民。
显然,“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无异于火上浇油。
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得罪不起的不是军队,而是新闻媒体。
大战结束之后,中国结束了持续十年的战争状态,也就终止了对新闻媒体的管制,随后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旨在维护新闻采访自由的法案,即“新闻法”,明确规定新闻媒体有采访与传播新闻的自由,拥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且在行使权利的时候,不受政府机构的管制与约束。
这部法案,从根本上确定了新闻媒体拥有社会监督权。
可以说,正是这部法案,让新闻媒体变得强大,也让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大人物,不得不害怕新闻媒体。
更重要的是,这让新闻媒体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
这就意味着,新闻媒体拥有了影响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工作产生影响,还能对国民议会的立法行为产生影响。
显然,“华夏报业集团”,也就是后来的“华夏新闻社”在国内拥有很强的影响力。
在电视普及之前,“华夏报业集团”是国内最大的新闻社,不但在上海、北京与广州等地拥有十多家报社,发行了数十种报纸,还拥有三家全国性电台与十多家地方电台。在电视普及之后,“华夏报业集团”改组为“华夏新闻社”,开创了第一个全国性电视频道,后来发展到拥有十多个全球性电视频道。
可以说,“华夏报业集团”是中国新闻界的领军者。
正是如此,“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极有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军方的调查报告。
在“华夏报业集团”发表声明之后,国民议会的上海籍与江苏籍议员立即采取行动,开始推动出兵危地马拉的议案。
对席存瑞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已经昭然若揭,几个与中国关系良好的安理会轮值国也坚定了立场,表示支持中国在危地马拉采取军事行动,结束已经导致数十万人丧生的战乱,但是几个关键国家依然咬住中国未经安理会准许,擅自在危地马拉境内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情不放。更重要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明确表态,如果中国当局不肯承认侵犯危地马拉主权的行为,就将在安理会动用否决权。
问题是,中国当局能够承认吗?
显然,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
如果中国当局承认侵犯了危地马拉的主权,就等于承认了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权的合法性,而中国出兵危地马拉的基础是其军人独裁政府不具备合法性,而中国出兵的理由是在危地马拉恢复民主政治。
也就是说,中国绝不能承认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的合法性。
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在大战结束之后秉承的对外基本原则,即绝不承认独裁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政治。
要知道,也同样也是中国对抗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道义与政治基础。
可以说,中国当局即便不要安理会的授权,也不会承认危地马拉军人独裁政府,也就不可能承认侵犯了危地马拉的主权。
如果假以时日,肯定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当前的问题。
最主要的就是,只要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态度有所松动,席存瑞就对周润康有信心,即能够说服几个关键国家。
问题是,“华夏报业集团”的声明,让时间变得异常紧张。
国民议会里,已有议员在辩论中提出,在等待安理会授权的时候,危地马拉的民主政治力量正在消亡,与其等待下去,还不如立即采取行动。
席存瑞顶住了国民议会的压力,可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r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