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既然负责与人民党谈判,他和一部分同志也做了不少功课,例如检索了莫斯科庞大的资料库里面的资料。看过了相当多俄国在东方的扩张中下达的残酷命令后,托洛茨基并不太为海兰泡屠杀感到意外。沙皇一直有建立黄俄罗斯的想法,这不过是执行政策而已。如果有什么让托洛茨基感到意外的,那只怕就是人民党中国的崛起。
当中国陷入灭顶之灾前,中国革命者们以如此迅猛的姿态突然站起来去拯救国家,将中国滑向深渊的趋势硬生生中止在那里。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卓有成效的努力结果,托洛茨基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中国人的梦幻而已。
不过既然中国已经开始扭转颓势,周边曾经敢趾高气扬的对待中国的国家就明显感觉到日子难过了。例如章瑜举出的俄国实施的大屠杀例子,这种事情在任何列强国家之间都将不可避免的引发全面战争,中俄也不可能例外。
所以托洛茨基很冷静的问道:“不知道人民党认为这件事到底应该由谁负责呢?”
章瑜答道:“就我们人民党的观点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并没有尽到守土卫国的义务,所以才会导致同胞遭到屠杀的命运。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夺回中国失去的土地,然后牢牢守住中国的国土。”
这话里面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人民党态度坚定的表示,在边界线问题上不会有丝毫让步。
托洛茨基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北上的问题上影响人民党的态度,既然如此,能谈的就是另外的问题。“如果贵方执意北上,那么贵方面对的将是高尔察克,却不知道贵方有什么打算。”
章瑜微微皱起了眉头,“托洛茨基同志,难道您没有发现,我们之所以与贵方就这个问题反复谈判,是因为我们坚信一件事,俄共必将赢得俄国的解放战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么?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够坚定,那么我们又何必与贵方在这件事上费这么多口舌?”
托洛茨基一愣,这其实是列宁同志在此行之前对俄共中央提出的观点。列宁同志预言,人民党坚信俄共的胜利,所以人民党想与俄共建立一个相对友好的关系。俄共内部对列宁同志的预测并不太认同,没想到列宁同志的预言居然再次应验了。
章瑜也不管托洛茨基的沉默,他继续说道:“我们之所以想俄共反复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在未来俄共的军队进入东方的时候,双方已经在边界线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时候双方在边界的细节确定问题上肯定会有很多小摩擦,不过至少在大方向上不会出现全面冲突。我再强调一次,我们要拿回的仅仅是被俄国拿走的领土,我们不想因为贪图俄国的领土而与俄共爆发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那是没有价值的。”
经过章瑜的解释,托洛茨基终于将人民党这些表态的内部逻辑给串联起来了。不管俄共有什么样的顾虑,但是如果从一直以来的文字以及语言表述上看人民党的态度,内部逻辑倒是始终一致的。
人民党相信俄共胜利的必然性,同样也有不惜一切都要夺回失去领土的决心。在与俄共爆发全面冲突之前,人民党还是想以谈判的模式与俄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无论是通往外蒙的铁路,还是人民党对能够最大限度鼓动人民的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总结,包括“神功护体丸”在内的种种药物,甚至包括人民党与俄共的商讨。一切战争准备都在按部就班的推行。如果能够达成与俄共的协议,人民党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国土。即便谈判不成功,人民党也完全可以在准备完成之后单方面开始采取行动。
面对这样的一个老谋深算的对手,托洛茨基突然很是疑惑起来。资料上显示,陈克1880年出生。托洛茨基比陈克大一岁,而且人民党的核心领导者们绝大部分都比托洛茨基还小。怎么看他们都不该是这样的一群人。难道东方人天生就比西方人更具长远的目光么?托洛茨基甚至生出这样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感觉。
会议到此暂时休息,托洛茨基以需要休息为理由,提出两天后继续谈判。章瑜倒也没有步步紧逼,他当即表示同意。
托洛茨基与俄共代表团对当下局势进行了全面商讨,讨论基础变成了“人民党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真心支持俄共”,然而沙盘推演中则出现另一个令俄共代表团非常意外的推导结果。
即便人民党对俄共没有敌意,对俄国也没有主观恶意。不过一旦俄共与人民党达成新边界条约,那么就变成了俄共每一次对高尔察克的进攻,都在客观上帮助人民党减轻北上压力。人民党甚至不用比俄共更早北上,只要等到俄共开始进军西伯利亚以及远东的时候,人民党就可以后发先至,抵达双方约定的边界就可以了。俄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替人民党出力。
可俄共若是无力做到摧毁高尔察克麾下的白军,那么就意味着俄共自己还没有获得俄国革命的胜利,那么人民党就有大量时间做从容的进军准备。
所以总体来看,俄国内战本身就是人民党获利的根本,内战越残酷,人民党就越处于有利地位。为了尽快结束俄国残酷的内战,俄共很难拒绝与人民党进行合作。与俄共的合作,恰恰能够最大程度保障人民党的获利。
“陈克这个人就是恶魔!”推演结束的时候,托洛茨基怒道。除非是人民党像德国政权那样突然覆灭,否则这就是一个俄共根本无法避免的“麻袋里面数钱”的结局。
别尔科夫同志只能叹口气,愤怒是没有意义的。当局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其实就别尔科夫同志得到的情报中,人民党在巴黎和会上不也是毫无收益,灰溜溜的回国了么。
当然,以陈克的德行来看,他一定是做了什么更深远的布局。即便没有实际证明,别尔科夫依旧这么坚信。所以别尔科夫同志倒是想劝说托洛茨基同志,还是尽量实事求是的面对事实。
边界线谈判是艰苦卓绝的,托洛茨基以及章瑜都态度坚定。托洛茨基要求人民党态度鲜明的支持俄共。章瑜立刻就拒绝了。而托洛茨基对于人民党的边界线划分也坚决不同意。又争执了几天之后,会议再次休会。
俄共代表团认识到人民党根本不可能在边界线划分上做出让步后,经过内部讨论,在休会之后终于拿出了比较务实的态度。
首先,他们向中方索要“神功护体丸”的生产方法。吃药后的巨大效果给俄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章瑜特别请了一位从法国回来的中**医,专门介绍了英法军队服药后的副作用。服药只会让军队成为“一次性军队”,军医把药物带来的种种副作用向俄国方面做了解释。“这种药物最大的问题是心理依赖感极难戒除,换句话说,使用这种药物之后,人就跟神经病一样。你得按照治精神病的方式来治疗。我相信俄共的同志不会希望部队变成一支神经病部队吧?”
“那中国同志对治疗有什么经验?”托洛茨基觉得中**医话说的太奇妙。
“我们只是研发了这种药,在国内是没有使用这种药物的。”军医答道。
托洛茨基等俄共代表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这话一丁点说服力都没有。
然而工农革命军的军医也不想过多解释,见识过一战欧洲西线战场上的可怕局面之后,任何解释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有些事情必须亲眼见过,才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可怕。
然而在俄方的一再要求下,人民党方面最终愿意提供一种名叫“安非他命”的药物配方。军医反复强调,使用这种药物的最大后果是,长期使用者很可能再也感受不到快乐感了。
对这种心理学上的玩意,托洛茨基以及俄共方面也没有太在意。在这么残酷的世界中,居然强调快乐感这种单纯的个人感受,实在是让俄共无法理解人民党到底在想什么。俄共谈判代表最在乎的是,人民党方面表示不会提供任何此类药物给协约国以及俄国白军。
在这个实际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托洛茨基经过一系列的讨论,让人民党同意放弃了一部分领土要求,例如人民党提出的边界线本已经到了贝加尔湖。现在在托洛茨基的据理力争之下,人民党决定放弃贝加尔湖一带的领土要求。但是双方在经济合作,以及人员流动方面达成了一些意向性思路。
令托洛茨基感到更加意外的是,人民党居然提出在边界达成不驻军协议。也就是说,由于新边界地理位置,双方除了边界巡逻以及警察部队之外,人民党甚至可以接受俄国方面与中国方面边界驻军保持2:1的比例。由于俄国面临美国与日本的压力,中国甚至可以接受俄国方面在远东存在更多驻军的局面。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想在这条漫长的边界线上投入什么军事力量。成本太高。”章瑜再次强调,“一条和平的中俄边界,对双方都是一件大好事。托洛茨基同志,只要中俄都是工业国,小块土地的争夺根本不可能维持太久。如果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战争,您不觉得这对进攻一方就是场噩梦么?”
作为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托洛茨基当然知道越过几千上万公里进行战争是何等的噩梦。几百万部队在这样漫长的战线长作战,小部队可以随意攻击敌人的后方,毁铁路,炸桥梁。反正不管中国方面到底怎么想的,对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来说,是根本承受不了这样不停的损毁,除非俄国把几十万部队用于保卫铁路。当然,几十万部队日夜不停的保卫铁路,这本身就让战争变得无比滑稽。
最后双方达成了意向性协议,诸多需要考虑的更细节,甚至更加“有趣”的技术性磋商都留到之后的讨论中进行。
在托洛茨基准备回去向苏共中央进行汇报前,章瑜告诉托洛茨基。人民党准备进军中亚,当然,这样的进军将恪守中方提出的边界线。
等到托洛茨基终于回到莫斯科,已经是12月份的事情。白军的进攻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在冰雪满地的东线,白军对苏共解放区的重要城市连续猛攻。不管人民党的药物介绍上写了多少警告,写了多少要注意的事项。苏联红军还是毫不犹豫的使用了托洛茨基从人民党那里强行索取的“礼物”。
大规模使用的效果的确非常好,即便是按照严格剂量标准口服使用,被战争折磨的士气低沉的红军部队也极大疏解了精神压力。这些药物即便在陈克时空的20世纪70年代,本来就是军队以及特种工业行业中的治疗精神的药物。俄共好歹也没有把部队当作消耗品,虽然这药物一定要用,但是使用的时候还是颇为注意剂量的。
白军吸食“神功护体丸”,红军口服“十全大补丹”,双方在军用药物科技上倒也从一战时代直接蹦到了二战年代。卫国战争的时候,德军与苏军都吃此类药物。当然,这种军用药物科技水平还没到21世纪的美军水平。美军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大量用药,硬生生弄出了几十万所谓患上“战场综合征”的军人。为了遮丑,美国人从贫铀弹到各种云天雾地的借口找了一堆。其实只要取消战斗前的“提神丸”以及休息时的“助睡丹”,美国“战场综合症患者”数量应该以数量级的规模下降。
平既然在嗑药上拉平了与白军的差距,红军在人民战争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1920年3月份,红军再次对高尔察克部发动了进攻,高尔察克没有能够再次抵挡住。当然这也很可能是因为英国法国方面的“神功护体丸”库存耗尽,人民党又不肯继续提供此类药物的原因。
1920年5月,高尔察克部被击溃。残部逃过乌拉尔山,向东方溃败。
1920年7月,陈克关于“甲基安非他命手型碳,以及有机合成物手型碳研究”的论文发表,并且在各国注册申请专利。这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各主要帝国主义都没想到,让他们垂涎三尺的军用药物配方竟然如此轻松的就到手了。
当然,不出人意料的是,陈克继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在1921年再次荣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宝座。这是陈克一生中四个诺贝尔奖中的第二个奖项。当然,抨击陈克这个“恶魔化学家”的声浪也从1921年开始出现。
这就是后话了。
当中国陷入灭顶之灾前,中国革命者们以如此迅猛的姿态突然站起来去拯救国家,将中国滑向深渊的趋势硬生生中止在那里。如果不是亲眼见到这卓有成效的努力结果,托洛茨基会认为这仅仅是一个中国人的梦幻而已。
不过既然中国已经开始扭转颓势,周边曾经敢趾高气扬的对待中国的国家就明显感觉到日子难过了。例如章瑜举出的俄国实施的大屠杀例子,这种事情在任何列强国家之间都将不可避免的引发全面战争,中俄也不可能例外。
所以托洛茨基很冷静的问道:“不知道人民党认为这件事到底应该由谁负责呢?”
章瑜答道:“就我们人民党的观点来说,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并没有尽到守土卫国的义务,所以才会导致同胞遭到屠杀的命运。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夺回中国失去的土地,然后牢牢守住中国的国土。”
这话里面的意思已经再明白不过,人民党态度坚定的表示,在边界线问题上不会有丝毫让步。
托洛茨基知道不可能在中国北上的问题上影响人民党的态度,既然如此,能谈的就是另外的问题。“如果贵方执意北上,那么贵方面对的将是高尔察克,却不知道贵方有什么打算。”
章瑜微微皱起了眉头,“托洛茨基同志,难道您没有发现,我们之所以与贵方就这个问题反复谈判,是因为我们坚信一件事,俄共必将赢得俄国的解放战争。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么?如果我们的态度不够坚定,那么我们又何必与贵方在这件事上费这么多口舌?”
托洛茨基一愣,这其实是列宁同志在此行之前对俄共中央提出的观点。列宁同志预言,人民党坚信俄共的胜利,所以人民党想与俄共建立一个相对友好的关系。俄共内部对列宁同志的预测并不太认同,没想到列宁同志的预言居然再次应验了。
章瑜也不管托洛茨基的沉默,他继续说道:“我们之所以想俄共反复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希望在未来俄共的军队进入东方的时候,双方已经在边界线问题上达成了一致。那时候双方在边界的细节确定问题上肯定会有很多小摩擦,不过至少在大方向上不会出现全面冲突。我再强调一次,我们要拿回的仅仅是被俄国拿走的领土,我们不想因为贪图俄国的领土而与俄共爆发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那是没有价值的。”
经过章瑜的解释,托洛茨基终于将人民党这些表态的内部逻辑给串联起来了。不管俄共有什么样的顾虑,但是如果从一直以来的文字以及语言表述上看人民党的态度,内部逻辑倒是始终一致的。
人民党相信俄共胜利的必然性,同样也有不惜一切都要夺回失去领土的决心。在与俄共爆发全面冲突之前,人民党还是想以谈判的模式与俄共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
无论是通往外蒙的铁路,还是人民党对能够最大限度鼓动人民的历史资料的收集与总结,包括“神功护体丸”在内的种种药物,甚至包括人民党与俄共的商讨。一切战争准备都在按部就班的推行。如果能够达成与俄共的协议,人民党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得到他们所期待的国土。即便谈判不成功,人民党也完全可以在准备完成之后单方面开始采取行动。
面对这样的一个老谋深算的对手,托洛茨基突然很是疑惑起来。资料上显示,陈克1880年出生。托洛茨基比陈克大一岁,而且人民党的核心领导者们绝大部分都比托洛茨基还小。怎么看他们都不该是这样的一群人。难道东方人天生就比西方人更具长远的目光么?托洛茨基甚至生出这样完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感觉。
会议到此暂时休息,托洛茨基以需要休息为理由,提出两天后继续谈判。章瑜倒也没有步步紧逼,他当即表示同意。
托洛茨基与俄共代表团对当下局势进行了全面商讨,讨论基础变成了“人民党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真心支持俄共”,然而沙盘推演中则出现另一个令俄共代表团非常意外的推导结果。
即便人民党对俄共没有敌意,对俄国也没有主观恶意。不过一旦俄共与人民党达成新边界条约,那么就变成了俄共每一次对高尔察克的进攻,都在客观上帮助人民党减轻北上压力。人民党甚至不用比俄共更早北上,只要等到俄共开始进军西伯利亚以及远东的时候,人民党就可以后发先至,抵达双方约定的边界就可以了。俄共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替人民党出力。
可俄共若是无力做到摧毁高尔察克麾下的白军,那么就意味着俄共自己还没有获得俄国革命的胜利,那么人民党就有大量时间做从容的进军准备。
所以总体来看,俄国内战本身就是人民党获利的根本,内战越残酷,人民党就越处于有利地位。为了尽快结束俄国残酷的内战,俄共很难拒绝与人民党进行合作。与俄共的合作,恰恰能够最大程度保障人民党的获利。
“陈克这个人就是恶魔!”推演结束的时候,托洛茨基怒道。除非是人民党像德国政权那样突然覆灭,否则这就是一个俄共根本无法避免的“麻袋里面数钱”的结局。
别尔科夫同志只能叹口气,愤怒是没有意义的。当局面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就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其实就别尔科夫同志得到的情报中,人民党在巴黎和会上不也是毫无收益,灰溜溜的回国了么。
当然,以陈克的德行来看,他一定是做了什么更深远的布局。即便没有实际证明,别尔科夫依旧这么坚信。所以别尔科夫同志倒是想劝说托洛茨基同志,还是尽量实事求是的面对事实。
边界线谈判是艰苦卓绝的,托洛茨基以及章瑜都态度坚定。托洛茨基要求人民党态度鲜明的支持俄共。章瑜立刻就拒绝了。而托洛茨基对于人民党的边界线划分也坚决不同意。又争执了几天之后,会议再次休会。
俄共代表团认识到人民党根本不可能在边界线划分上做出让步后,经过内部讨论,在休会之后终于拿出了比较务实的态度。
首先,他们向中方索要“神功护体丸”的生产方法。吃药后的巨大效果给俄方留下了深刻印象。
章瑜特别请了一位从法国回来的中**医,专门介绍了英法军队服药后的副作用。服药只会让军队成为“一次性军队”,军医把药物带来的种种副作用向俄国方面做了解释。“这种药物最大的问题是心理依赖感极难戒除,换句话说,使用这种药物之后,人就跟神经病一样。你得按照治精神病的方式来治疗。我相信俄共的同志不会希望部队变成一支神经病部队吧?”
“那中国同志对治疗有什么经验?”托洛茨基觉得中**医话说的太奇妙。
“我们只是研发了这种药,在国内是没有使用这种药物的。”军医答道。
托洛茨基等俄共代表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以为然的神色。这话一丁点说服力都没有。
然而工农革命军的军医也不想过多解释,见识过一战欧洲西线战场上的可怕局面之后,任何解释都显得十分苍白无力。有些事情必须亲眼见过,才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可怕。
然而在俄方的一再要求下,人民党方面最终愿意提供一种名叫“安非他命”的药物配方。军医反复强调,使用这种药物的最大后果是,长期使用者很可能再也感受不到快乐感了。
对这种心理学上的玩意,托洛茨基以及俄共方面也没有太在意。在这么残酷的世界中,居然强调快乐感这种单纯的个人感受,实在是让俄共无法理解人民党到底在想什么。俄共谈判代表最在乎的是,人民党方面表示不会提供任何此类药物给协约国以及俄国白军。
在这个实际问题达成协议之后,托洛茨基经过一系列的讨论,让人民党同意放弃了一部分领土要求,例如人民党提出的边界线本已经到了贝加尔湖。现在在托洛茨基的据理力争之下,人民党决定放弃贝加尔湖一带的领土要求。但是双方在经济合作,以及人员流动方面达成了一些意向性思路。
令托洛茨基感到更加意外的是,人民党居然提出在边界达成不驻军协议。也就是说,由于新边界地理位置,双方除了边界巡逻以及警察部队之外,人民党甚至可以接受俄国方面与中国方面边界驻军保持2:1的比例。由于俄国面临美国与日本的压力,中国甚至可以接受俄国方面在远东存在更多驻军的局面。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不想在这条漫长的边界线上投入什么军事力量。成本太高。”章瑜再次强调,“一条和平的中俄边界,对双方都是一件大好事。托洛茨基同志,只要中俄都是工业国,小块土地的争夺根本不可能维持太久。如果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大规模战争,您不觉得这对进攻一方就是场噩梦么?”
作为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托洛茨基当然知道越过几千上万公里进行战争是何等的噩梦。几百万部队在这样漫长的战线长作战,小部队可以随意攻击敌人的后方,毁铁路,炸桥梁。反正不管中国方面到底怎么想的,对于俄国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来说,是根本承受不了这样不停的损毁,除非俄国把几十万部队用于保卫铁路。当然,几十万部队日夜不停的保卫铁路,这本身就让战争变得无比滑稽。
最后双方达成了意向性协议,诸多需要考虑的更细节,甚至更加“有趣”的技术性磋商都留到之后的讨论中进行。
在托洛茨基准备回去向苏共中央进行汇报前,章瑜告诉托洛茨基。人民党准备进军中亚,当然,这样的进军将恪守中方提出的边界线。
等到托洛茨基终于回到莫斯科,已经是12月份的事情。白军的进攻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在冰雪满地的东线,白军对苏共解放区的重要城市连续猛攻。不管人民党的药物介绍上写了多少警告,写了多少要注意的事项。苏联红军还是毫不犹豫的使用了托洛茨基从人民党那里强行索取的“礼物”。
大规模使用的效果的确非常好,即便是按照严格剂量标准口服使用,被战争折磨的士气低沉的红军部队也极大疏解了精神压力。这些药物即便在陈克时空的20世纪70年代,本来就是军队以及特种工业行业中的治疗精神的药物。俄共好歹也没有把部队当作消耗品,虽然这药物一定要用,但是使用的时候还是颇为注意剂量的。
白军吸食“神功护体丸”,红军口服“十全大补丹”,双方在军用药物科技上倒也从一战时代直接蹦到了二战年代。卫国战争的时候,德军与苏军都吃此类药物。当然,这种军用药物科技水平还没到21世纪的美军水平。美军在阿富汗以及伊拉克战争中大量用药,硬生生弄出了几十万所谓患上“战场综合征”的军人。为了遮丑,美国人从贫铀弹到各种云天雾地的借口找了一堆。其实只要取消战斗前的“提神丸”以及休息时的“助睡丹”,美国“战场综合症患者”数量应该以数量级的规模下降。
平既然在嗑药上拉平了与白军的差距,红军在人民战争的优势就发挥出来了。1920年3月份,红军再次对高尔察克部发动了进攻,高尔察克没有能够再次抵挡住。当然这也很可能是因为英国法国方面的“神功护体丸”库存耗尽,人民党又不肯继续提供此类药物的原因。
1920年5月,高尔察克部被击溃。残部逃过乌拉尔山,向东方溃败。
1920年7月,陈克关于“甲基安非他命手型碳,以及有机合成物手型碳研究”的论文发表,并且在各国注册申请专利。这在全世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各主要帝国主义都没想到,让他们垂涎三尺的军用药物配方竟然如此轻松的就到手了。
当然,不出人意料的是,陈克继诺贝尔医学奖之后,在1921年再次荣登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宝座。这是陈克一生中四个诺贝尔奖中的第二个奖项。当然,抨击陈克这个“恶魔化学家”的声浪也从1921年开始出现。
这就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