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发现了空气传播病菌会使伤口感染，从而认为人们讲话的带菌唾液也会导致伤口恶化；于是，他建议医生和护士在手术时，戴上一种用纱布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从此，口罩就成了医疗中的重要工具。
“不过中国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要想说服他们佩戴口罩可不容易啊！”沈隆叹了口气，在此之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了类似口罩的产品，只不过那时有钱人家出行遮蔽尘土的，普通老百姓可没有戴这个的习惯，而且生产发放也是大问题。
哎，到了后世，外国人不爱戴口罩，现在却是中国人不愿意戴，还真是头疼啊，沈隆继续说道，“好在临走的时候我已经让医院准备纱布、药用棉等物资加紧制作口罩了，我现在就让玉婷给他们发电报，让他们赶紧把做好的运过来。”
商量好对策之后，沈隆和伍连德马上开始行动，联系东三省总督及各级防疫部门的官员，让他们下令封锁东北的铁路、严禁百姓聚集聚餐，统一焚化疫区的尸体，同时搜集物资制作口罩、石灰水等必要物资。
客观地来讲，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公共防疫实力是一个短暂上扬然后迅速下降的过程，在清末时期，满清政府还能调动全国的力量防止大型瘟疫，毕竟瘟疫在古代也是一项非常可怕的事情，各地的官员们多少知道一些厉害。
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归国留学生的不断增加，以及北洋政府对各地的控制还算得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能力比起晚清还有所提升；不过到了花生米这儿可就不行了，这时候谁还有心思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啊？一直到了新中国，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
满清政府重视防疫其实也有外部势力施加压力的原因，自鼠疫开始流行以后，日俄在各自控制区积极防疫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的无能。
俄国当局不但以哈尔滨的主人自居，对中国人进出严格限制；而且威胁中国政府，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将用军队保卫哈尔滨”。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德国外交代表主张，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
日本人虽然没有俄国人表现得那么露骨，但是他们借口保护侨民，在沈阳设立防疫总局，在长春、铁岭、辽阳、安东、大连等地设立分局，处处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以至于连美国公使都认为他们纯属“招摇过市”。
日本人所办的刊物公开宣称，“中国忽视消灭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应该被解除他对满洲的责任”，当时日本****的狼子野心，人尽皆知，以至于有人议论，是日本人在井水里下毒，传播鼠疫，清洁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连工钱都涨了4倍。
在重重压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邮传部联合办公，商议防疫办法。摄政王、军机处多次下令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等切实办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满清政府还于1910年12月25日，在内廷召开特别的防疫会议，由守卫大臣、内务府、民政部、邮传部、法部、陆军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参加研究防疫对策，各级防疫机构开始设立。
一开始他们使用的是中医的治疗方法，用针炙，服牛黄、犀角凉血败毒等药，但效果并不明显，眼见疫情控制不住，他们只好寻求西医的帮助，于是伍连德和沈隆就到了东北。
现在朝廷上这些官员也是彻底没办法了，把沈隆和伍连德他们当成了救命的稻草，所以一听到这些要求忙不迭的答应，他们或许不在意老百姓的死活，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小命可是看得很要紧呢，生怕疫情扩散要了自己的命。
而且那些洋人的威胁也不可小觑，绝对不能给他们机会加强对东北的干涉，所以各地的官员马上组织人手控制人流流动，按照沈隆和伍连德的要求生产口罩、石灰水等物资。
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愿意戴口罩，也不愿意到处喷洒石灰水，毕竟这玩意儿的味道可不好闻，伍连德很是焦急，沈隆却轻松就搞定了这件事。
他对中国老百姓的性格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并没有强制命令老百姓佩戴，而是先说服了各地的官员，让他们佩戴口罩出行，用石灰水给自己的宅子还有衙门消毒，看到这一幕，那些机灵的大户人家也马上行动起来，这下老百姓也跟上了。
他们的想法很朴素，那些老爷的命肯定比我们值钱，他们这么干肯定是得到了洋医生的方子，那我们也得跟着学啊！
但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是火化的问题，死者为大的观念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最后还是摄政王载沣直接下旨，才压住了这股子势头。
第二就是本地老百姓对西医的不信任感，没有人愿意来西医诊所治疗，对此沈隆也有准备，他让自家学校的学生把自己医科进士、医科举人的身份亮出来，进士、举人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可是不一般，有了他们的帮助，再加上各地中医大多都无力诊治鼠疫，来这里看病的病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一系列的措施，对当时的鼠疫还是很有效的，尤其是利用隔离人流来阻断传播，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所以疫情渐渐被控制住。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防疫局发出通告，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等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为零。肆虐了半年之久，造成6万多人死亡的鼠疫，宣告消灭。
一时间，东北喜极而泣，老百姓在庆祝大难不死之余，开始发自内心地感谢伍连德和沈隆等人，给他们送上了万家生佛的名号。
“不过中国人没有戴口罩的习惯，要想说服他们佩戴口罩可不容易啊！”沈隆叹了口气，在此之前，中国其实已经有了类似口罩的产品，只不过那时有钱人家出行遮蔽尘土的，普通老百姓可没有戴这个的习惯，而且生产发放也是大问题。
哎，到了后世，外国人不爱戴口罩，现在却是中国人不愿意戴，还真是头疼啊，沈隆继续说道，“好在临走的时候我已经让医院准备纱布、药用棉等物资加紧制作口罩了，我现在就让玉婷给他们发电报，让他们赶紧把做好的运过来。”
商量好对策之后，沈隆和伍连德马上开始行动，联系东三省总督及各级防疫部门的官员，让他们下令封锁东北的铁路、严禁百姓聚集聚餐，统一焚化疫区的尸体，同时搜集物资制作口罩、石灰水等必要物资。
客观地来讲，从清末到民国，中国的公共防疫实力是一个短暂上扬然后迅速下降的过程，在清末时期，满清政府还能调动全国的力量防止大型瘟疫，毕竟瘟疫在古代也是一项非常可怕的事情，各地的官员们多少知道一些厉害。
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由于归国留学生的不断增加，以及北洋政府对各地的控制还算得力，所以在这方面的能力比起晚清还有所提升；不过到了花生米这儿可就不行了，这时候谁还有心思去管老百姓的死活啊？一直到了新中国，这种情况才得以改观。
满清政府重视防疫其实也有外部势力施加压力的原因，自鼠疫开始流行以后，日俄在各自控制区积极防疫的同时，不断指责中国政府的无能。
俄国当局不但以哈尔滨的主人自居，对中国人进出严格限制；而且威胁中国政府，如果疫情继续发展，“将用军队保卫哈尔滨”。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向德国外交代表主张，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
日本人虽然没有俄国人表现得那么露骨，但是他们借口保护侨民，在沈阳设立防疫总局，在长春、铁岭、辽阳、安东、大连等地设立分局，处处表现出过分的“热情”，以至于连美国公使都认为他们纯属“招摇过市”。
日本人所办的刊物公开宣称，“中国忽视消灭流行病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应该被解除他对满洲的责任”，当时日本****的狼子野心，人尽皆知，以至于有人议论，是日本人在井水里下毒，传播鼠疫，清洁水井的工人因此十分忙碌，就连工钱都涨了4倍。
在重重压力之下，1910年12月初，清政府命令民政部和邮传部联合办公，商议防疫办法。摄政王、军机处多次下令东三省总督、直隶总督等切实办理防疫事宜，尤其提醒要注重交通防疫；满清政府还于1910年12月25日，在内廷召开特别的防疫会议，由守卫大臣、内务府、民政部、邮传部、法部、陆军部、大理院等各大臣共同参加研究防疫对策，各级防疫机构开始设立。
一开始他们使用的是中医的治疗方法，用针炙，服牛黄、犀角凉血败毒等药，但效果并不明显，眼见疫情控制不住，他们只好寻求西医的帮助，于是伍连德和沈隆就到了东北。
现在朝廷上这些官员也是彻底没办法了，把沈隆和伍连德他们当成了救命的稻草，所以一听到这些要求忙不迭的答应，他们或许不在意老百姓的死活，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小命可是看得很要紧呢，生怕疫情扩散要了自己的命。
而且那些洋人的威胁也不可小觑，绝对不能给他们机会加强对东北的干涉，所以各地的官员马上组织人手控制人流流动，按照沈隆和伍连德的要求生产口罩、石灰水等物资。
一开始的时候，老百姓还不愿意戴口罩，也不愿意到处喷洒石灰水，毕竟这玩意儿的味道可不好闻，伍连德很是焦急，沈隆却轻松就搞定了这件事。
他对中国老百姓的性格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他并没有强制命令老百姓佩戴，而是先说服了各地的官员，让他们佩戴口罩出行，用石灰水给自己的宅子还有衙门消毒，看到这一幕，那些机灵的大户人家也马上行动起来，这下老百姓也跟上了。
他们的想法很朴素，那些老爷的命肯定比我们值钱，他们这么干肯定是得到了洋医生的方子，那我们也得跟着学啊！
但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是火化的问题，死者为大的观念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最后还是摄政王载沣直接下旨，才压住了这股子势头。
第二就是本地老百姓对西医的不信任感，没有人愿意来西医诊所治疗，对此沈隆也有准备，他让自家学校的学生把自己医科进士、医科举人的身份亮出来，进士、举人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可是不一般，有了他们的帮助，再加上各地中医大多都无力诊治鼠疫，来这里看病的病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这一系列的措施，对当时的鼠疫还是很有效的，尤其是利用隔离人流来阻断传播，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最有效的防疫手段，所以疫情渐渐被控制住。
1911年3月1日，哈尔滨防疫局发出通告，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等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为零。肆虐了半年之久，造成6万多人死亡的鼠疫，宣告消灭。
一时间，东北喜极而泣，老百姓在庆祝大难不死之余，开始发自内心地感谢伍连德和沈隆等人，给他们送上了万家生佛的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