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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得来岁,哪里还有中秋之约?三月十九就起了天翻地覆的剧变。

    三月十九,崇祯皇帝殉国。消息传到史可法大营,已是四月十二。那时的史可法已接替熊明遇为南京兵部尚书,听说流寇犯阙,在四月初一,督师勤王。渡江驻兵浦口时,得到了这个惊天动地的凶信。

    六军缟素,痛哭发丧。“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第一大事,还在立一位新皇帝。东宫及皇子,音信全无,那就只有在逃到江南的近支藩王中,择一而立了。

    以伦序来说,最近的是福王由崧,他跟殉国的皇帝,是同祖父的兄弟。次是潞王常淓,他是穆宗的孙子,而穆宗是崇祯的曾祖,所以潞王常淓跟殉国的皇帝是重堂叔侄,比福王由崧,远了一层。

    然而以贤愚而论,由崧远赶不上常淓,在当时宗藩中,几乎唯有常淓,能急家国之难。至于福王,从他父亲开始,便已恶名昭彰——由崧的父亲名叫常洵,神宗宠妃郑贵妃所出,十六岁封为福王,因为父母溺爱,要留在膝下承欢。大臣怕郑贵妃有夺嫡的阴谋,屡次上奏,请福王就藩,神宗置之不理。

    直到常洵二十九岁,才到他的藩国洛阳,住在花费二十八万两银子建造的王府。就藩以前,赐庄田四万顷。河南没有那么多良田,取湖广、山东的沃土补足。又赐“盐引”一千三百——运销官盐,坐收暴利。而神宗万历年间,搜括天下,宫中奇珍异宝,堆积如山,又任由常洵携取。因此福藩之富,确可敌国。而常洵在洛阳,淫恣暴虐,多行不义。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破洛阳,常洵在事先逃出城外,躲在迎恩寺中,而结果终于不免遇害。

    常洵既死,世子由崧袭爵。他继承了他父亲的种种恶德,河南人对他都无好感,因此当凤阳总督马士英跟史可法商议,预备拥立由崧时,在史可法幕府中的侯方域,大不以为然。

    “老先生,”侯方域劝道,“福王分藩敝省,我知之甚详。断断立不得此人!”

    “何以呢?”

    “福王有三大罪,第一,当日郑贵妃谋害太子,危及宗社,如果不是东林君子调护,神器早为窃夺。”

    “这自是一行大罪,但不该记在如今的这位福王头上。”

    “那就说如今的这位福王。崇祯十四年,老福王死在李自成手里,剐尸与鹿肉同煮,置酒大会,号为‘福禄酒’。老父如此惨死,而福王竟忍心远避,还在离乱热孝之中,纳民女为妾!”

    “这,”史可法摇头叹息,“太难了!”

    “还有五不可立。第一,车驾存亡,传闻不一,虽有殉国煤山之说,到底不曾有人亲见。第二,果然皇帝殉了社稷,还有太子监国。第三,如今要立中兴之主,不必以伦序而定。第四,立君不当,大失民心。第五,怕有一班小人以拥立福王之功为要挟,霸持国政,岂还有恢复中原之望?”

    “世兄高见,谋虑深远。”史可法深深点头,“等南都会议,我一定照世兄的话来主张。”

    南京清议堂会议,都认为由崧有七不可立:一是贪;二是淫;三是酗酒;四是不孝;五是虐待属下;六是不读书;七是在藩时曾违反祖制,干预地方政务。

    决定的原则是,立贤重于立亲,要推戴潞王常淓继位。史可法亦表同意。但是,凤阳总督马士英,以阮大铖为谋主,联络“江淮四镇”——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将福王由崧送到仪征。史可法因为大难当前,不愿内部先有裂痕,勉强接纳了既成的事实。

    福王接承大统,定年号为“弘光”。史可法以及拥立潞王常淓一派的高弘图、姜日广,虽都做了东阁大学士,但薰莸不能同器,马士英大权在握,听信阮大铖的指使,将史可法排挤到扬州去督师,于是便有人批评,说是“秦桧留之在朝,李纲驱之在外”。

    不久,阮大铖做了兵部尚书,第一件事就是为阉党翻案,打击东林。周镳和雷演祚下狱被难。吴次尾、陈定生纷纷走避。侯方域当然也无法到南京来看香君,一践“中秋”之约。

    而宫中,正如东阁大学士王铎,奉弘光帝敕令所选的那副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得乐且乐,真个笙歌彻夜,不知一江之隔,烽火连天,饿殍载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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