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勺早蒙恩荫，身上背着将作监丞的虚衔做赵煦的伴读。
然而漏勺自己却没把这个将作监丞当虚衔，经常跑去将作监实习上班，还给将作监改进过几次工艺，立了些功劳。
司徒家二公子的功劳无人敢抢，将作监将成果报上，高滔滔看过都乐了，苏家人这是一如既往的实诚啊。
于是干脆按照实职给漏勺诠考升转，等到漏勺中探花的时候，已经升到了从六品。这也成了刘正夫要求将之外放的理由。
应该说，漏勺的起步，比他爹还厉害。
不过他爹从治夔开始一路跳级，压根连通判、路判都没干过，放到外路都是正职。所以娃娃还有得追。
广州是无人愿意来的州，按照苏油之前制定的艰苦地区任职官员，可以优先升职和俸禄补贴关怀的政策，漏勺外放，朝廷给的是正六品。
……
如今的广州城，只能算是初具格局。
虽然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任嚣、赵佗建筑番禺城垣开始，广州就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代之时，这里还是南汉政权的首都，但是依然说不上发达。
开宝三年，宋征岭南，以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
当时的南汉国主刘鋹堪称昏君中的极品，纸醉金迷、凶残暴虐、荒淫无度。
对付自己人他很拿手，皇室宗亲几乎被他全灭。
为了防止官员造反，这货想出一绝招——给官员们动手术，让他们成为宦官。
等到潘美打过来，刘鋹六神无主，便问手下该怎么办。
手下也够混账，跟他说宋军之所以要打我们，那是因为觊觎我们的好东西，只要我们将宫室府库内的宝贝全给烧了，他们无利可图之下，自然就只能回去。
于是刘鋹真的就放了一把火，烧掉了皇宫，并将半个广州烧为白地。
等潘美打到广州哭笑不得，只能把刘鋹抓去开封当战利品，南汉灭亡。
直到真宗、仁宗时期，广州城才开始渐渐恢复。
之后不断有官员上报，广州多蕃汉大商，却已经“城壁摧塌”，坊里富庶却又防卫衰弱，无城池郛郭，周边便出现了不少海盗。
珠江口水面壮阔，号称“小海”，一时成为海盗的天堂，最多时有三百之众，而蕃汉百姓如同露天筵席上的丰富菜肴，任由盗贼宰割。
一座城市遍地财富却没有城防，这就像是家有千金却从不锁门一样。
庆历五年，任中师回朝，再次向朝廷建议广州修城。
新任知州魏瓘，在旧城角落发现一块古砖，铭刻着“委于鬼工”四字。
鬼与委合在一起，就应了“魏”这一姓氏，魏瓘认为这是天意，于是召集军民，以南汉旧城为基础，大修子城。
任中师和魏瓘可谓高瞻远瞩，子城重筑后不久，就爆发了侬智高之乱。
然而魏瓘修筑的子城固若金汤，城内新开凿的井水充足，侬智高围城五十余天师老兵疲，番禺县令萧注募集勇士，趁晚上飓风大起，点火焚烧敌军船只，一时间烟焰蔽天，侬智高只得败退。
虽然子城出色完成了御敌的任务，但还是过于狭小，无法容纳更多百姓。
治平四年，宰相吕蒙正之子吕居简知广州，打算修建西城，但苦于工程困难，于是只好将目光投向东部，早在东汉末年，由步骘在“赵佗城”旧址上修建的越城。
吕居简不久调任，但仍旧上书，请求在越城遗址上修筑东城，新任知州王靖接手后，历经百余日，将东城修毕，方圆四里，城橹五十一，北门“拱辰”，南门“迎薰”，东门“震东”。
只有西面与子城隔文溪相望，未修城墙，有“致喜桥”跨濠与子城东门迎春门相连。
熙宁四年，福州知州程师孟移任广州，鉴于侬智高围城时掳掠城外藩汉数万家而去，“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认为地方治安与百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广州城的格局规模，依然是当政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广州背山望海，城北越秀山，城南珠江水，东部越城残迹规模迫隘，再往西，则土地低湿，唐代以前基本是河汊沼泽。
司马光的评价是“地皆蚬壳，不可筑城”。
因此广州并没有修建大城的地理优势，能修的，前人差不多已经修了。
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造砖，修砖城。
程师孟在福州就是个治水修城的小能手，经验丰富，决意顶住议论，修筑西城。
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比起战乱造成的损失，修城花费简直微不足道，而广人自侬智高之后，常因没有外城保护而担惊受怕，一日三惊，所以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空前支持。
第一千六百五十七章 蕃坊
欲修城必先拆迁。正好侬智高之乱，让城西靠近子城的建筑尽数化为灰烬，反而让大量的拆迁障碍一扫而空。
当时广州知州的职务已经成为烫手山芋，一方面，朝廷施压让地方官筑城，另一方面，知州们担心工程失败会被问责。
比如余靖，因为岭南出身，深知广州修城困难，就宁愿不升官也要辞免广州职务。
但是程师孟本身魄力十足，决心迎难而上，坚持要在土质疏恶的广州西面，筑起一座新城来。
赵顼不但同意，还特意派遣使臣，给程师孟带去棱堡的图纸。
不过赵顼是想多了，造砖得用粘土，须得取自农田或是深挖埋藏于地下的膏泥，城砖在广州可精贵得很，不可能用本地的蛤壳土和酸红土烧造得成。
知州一个接一个地到来，都以无土烧砖而放弃修城。
当初吕居简见到街衢有砌石段，便马上借去修城脚。
直到好几任知州之后，官府烧出城砖，才归还了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城脚石料。
熙宁五年八月，西城历时十个月的艰难建造，终于完工，整个广州城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九门，将广州最繁华、人烟最稠密的蕃坊纳入城中。
广州到此奠定三城并立的格局，宋代广州城，总面积扩张到唐城的四倍以上。
有了安全的城防，广州才成了吸引商贾们前来贸易的地方，城南的西澳成了有城墙和码头保护的内港，商船往来，百货充盈，为“五都之市”。
附近还有大市街、象牙街、玛瑙巷等街巷，程师孟得意地留下一首诗：“千门日照珍珠市，万姓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但那是程师孟给自己脸上贴金，相比唐代广州蕃坊胡人商贾往来不断，人数长期十万以上，象牙、翡翠、珠玑、蕃药不计其数，积载如山的盛况，还差得远。
原因就在于大宋的经济制度——“专榷”。
虽然广州从入宋之初就成立了市舶司，但是最初的贸易方式非常原始，市舶司和蕃商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贸易，其中的大宗商品，由市舶司尽数购入上缴朝廷。
广州市舶司用这种方式，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渐渐在常年里，能够给汴京输送价值七十万贯左右的货品。
最牛的一次是购得价值百万贯的乳香，那一年广州市舶司贸易额达到了一百五十万贯。
在岁入盈余只有六七百万贯的宋朝前朝，这就算是了不得的收益了。
然而这些东西对于地方发展来说毫无用处，因为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且熙宁之后，南海蕴州和两浙杭州的强势崛起，以及纵帆船和牵星术的突破性进展，让近洋航海逐渐被远洋、大运载量、直线式航海所取代。
熙宁七年，广州市舶司甚至出现了第一次亏损，亏损额高达二十万贯。
朝中甚至有请求裁撤广州市舶司的声音。
因为是“央企”，市舶司是盈利还是亏损，蒋之奇其实是不怎么关心的。
不过市舶司没有专职的时候，会由地方通判代管，作为文官，蒋之奇不以为那是什么好差事，甚至认为让漏勺堂堂探花去主理市舶司这等商贾事务，简直就是有辱斯文。
想到这里，蒋之奇问手下：“苏通判今天没见着？”
书办回道：“听闻苏通判去了怀圣寺。”
“又去蕃坊。”蒋之奇眉头一皱：“等他回来，叫他来见我。”
怀圣寺是一所可兰经寺庙，建于唐开元二十九年。
“白云之麓，坡山之限，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磔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
这个浮屠被广州人称作“光塔”，因此怀圣寺又被称为“光塔寺”。
在光塔寺的周围，渐渐构成了一个聚居区，这里住着的主要是蕃客。
蕃客，就是从远海来到广州定居的外国人，除了天方人，还有印度人、南海诸国人。
而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地区，被称作“蕃坊”。
如今这里还是以有钱有势的天方人为主，其下还有大量他们雇佣的当地人，主要是一路招募的夷人、峒人。
大宋对蕃人是比较宽容的，在蕃坊设蕃长进行管理，蕃长的主要职责，则是管理蕃坊的日常事务，以及招徕商人。
应蕃人们的要求，朝廷甚至命地方政府给他们兴办了学校，诸蕃子弟均可入学，学习华夏文化。
他们还有机会能够融入到社会上层，左右地方经济，被朝廷封以官职。
只要遵守大宋的法令，蕃客们可以保留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自由，居住三代以上，可以在广州购置田地和住宅，三代中有一代为官者，甚至可以与中国女子婚配。
漏勺穿着便装，头戴软翅幞头，在蕃坊中走着。
街道两侧，都是鳞次栉比的商铺，能够看出最早的那些还是汉人的样式，之后在中间渐渐成长出一些西方风格的建筑，又渐渐融为一体，让整条街变成一处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所在。
这里的店铺主要是贩售绒毯、薄毡、香料、香水、染料、果脯之类的东西，也有销售锡器、银器的工坊。
妇人们“绕耳皆穿孔”，一个耳朵上戴着十多枚耳环，有些鼻子上也有孔，穿着镶嵌宝石的金饰。
男子喜欢穿彩色花绸，不过缂丝、织锦朝廷还在严禁，漏勺一看就知道他们穿的是眉山单面染。
除了穿得花，他们还喜欢黄金和宝石，基本上每个体面的男子，腰带上都钉着几枚舶来金币，手上戴着几枚可以当印章用的金戒指。
见到漏勺，人们都是躬身施礼，因为蕃长已经打过了招呼，大家都知道这位少年宋人官员，乃是市舶司的正管，能够轻松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物。
蕃坊的中心就是光塔寺，漏勺进入寺中，脱下靴子，赤足由寺内小孩带领着，朝一间房间走去。
房间很大，里边铺着地毯，整个房间散发出浓烈的玫瑰花露的香味。
房间中的柱子充满异域风格，上面还写着阿拉伯文的经典。
阳光透过高高的窗孔射入，能够看见大房间中不少衣装素净整洁男子，在誊录经文。
漏勺注意到他们用的是石纸与鹅毛笔，誊录完之后，还要覆盖上一层细麻布，用玫瑰花露喷一遍，才算是完工。
一个年迈的天方老人斜倚在一张藤床上，不时有年轻一些的人过来礼貌地低声请教，老人也和蔼地低声回答。
老人身边有一个穿着富贵的蕃人老者，神色恭敬，一直希望跟老人搭上话，但是一直不得机会。
见到漏勺进来，室内众人都是神色一凛，那穿着富贵的男子不禁顾不得礼仪，急切地和老人低语了起来。
老人坐直了身子，对漏勺躬身，算是施礼，示意他坐到自己前面来。
富贵蕃人更加急切了，又在老人面前用藩语嘀咕起来。
漏勺神色坦然地看着老人，用流利的藩语说道：“你们的经典说过，‘真主能辨别破坏的人和改善的人’。”
然而漏勺自己却没把这个将作监丞当虚衔，经常跑去将作监实习上班，还给将作监改进过几次工艺，立了些功劳。
司徒家二公子的功劳无人敢抢，将作监将成果报上，高滔滔看过都乐了，苏家人这是一如既往的实诚啊。
于是干脆按照实职给漏勺诠考升转，等到漏勺中探花的时候，已经升到了从六品。这也成了刘正夫要求将之外放的理由。
应该说，漏勺的起步，比他爹还厉害。
不过他爹从治夔开始一路跳级，压根连通判、路判都没干过，放到外路都是正职。所以娃娃还有得追。
广州是无人愿意来的州，按照苏油之前制定的艰苦地区任职官员，可以优先升职和俸禄补贴关怀的政策，漏勺外放，朝廷给的是正六品。
……
如今的广州城，只能算是初具格局。
虽然自秦始皇统一岭南，任嚣、赵佗建筑番禺城垣开始，广州就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五代之时，这里还是南汉政权的首都，但是依然说不上发达。
开宝三年，宋征岭南，以潘美为行营诸军都部署、朗州团练使，尹崇珂副之。
当时的南汉国主刘鋹堪称昏君中的极品，纸醉金迷、凶残暴虐、荒淫无度。
对付自己人他很拿手，皇室宗亲几乎被他全灭。
为了防止官员造反，这货想出一绝招——给官员们动手术，让他们成为宦官。
等到潘美打过来，刘鋹六神无主，便问手下该怎么办。
手下也够混账，跟他说宋军之所以要打我们，那是因为觊觎我们的好东西，只要我们将宫室府库内的宝贝全给烧了，他们无利可图之下，自然就只能回去。
于是刘鋹真的就放了一把火，烧掉了皇宫，并将半个广州烧为白地。
等潘美打到广州哭笑不得，只能把刘鋹抓去开封当战利品，南汉灭亡。
直到真宗、仁宗时期，广州城才开始渐渐恢复。
之后不断有官员上报，广州多蕃汉大商，却已经“城壁摧塌”，坊里富庶却又防卫衰弱，无城池郛郭，周边便出现了不少海盗。
珠江口水面壮阔，号称“小海”，一时成为海盗的天堂，最多时有三百之众，而蕃汉百姓如同露天筵席上的丰富菜肴，任由盗贼宰割。
一座城市遍地财富却没有城防，这就像是家有千金却从不锁门一样。
庆历五年，任中师回朝，再次向朝廷建议广州修城。
新任知州魏瓘，在旧城角落发现一块古砖，铭刻着“委于鬼工”四字。
鬼与委合在一起，就应了“魏”这一姓氏，魏瓘认为这是天意，于是召集军民，以南汉旧城为基础，大修子城。
任中师和魏瓘可谓高瞻远瞩，子城重筑后不久，就爆发了侬智高之乱。
然而魏瓘修筑的子城固若金汤，城内新开凿的井水充足，侬智高围城五十余天师老兵疲，番禺县令萧注募集勇士，趁晚上飓风大起，点火焚烧敌军船只，一时间烟焰蔽天，侬智高只得败退。
虽然子城出色完成了御敌的任务，但还是过于狭小，无法容纳更多百姓。
治平四年，宰相吕蒙正之子吕居简知广州，打算修建西城，但苦于工程困难，于是只好将目光投向东部，早在东汉末年，由步骘在“赵佗城”旧址上修建的越城。
吕居简不久调任，但仍旧上书，请求在越城遗址上修筑东城，新任知州王靖接手后，历经百余日，将东城修毕，方圆四里，城橹五十一，北门“拱辰”，南门“迎薰”，东门“震东”。
只有西面与子城隔文溪相望，未修城墙，有“致喜桥”跨濠与子城东门迎春门相连。
熙宁四年，福州知州程师孟移任广州，鉴于侬智高围城时掳掠城外藩汉数万家而去，“百年生聚，异域珍玩，扫地无遗矣”。认为地方治安与百姓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广州城的格局规模，依然是当政者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广州背山望海，城北越秀山，城南珠江水，东部越城残迹规模迫隘，再往西，则土地低湿，唐代以前基本是河汊沼泽。
司马光的评价是“地皆蚬壳，不可筑城”。
因此广州并没有修建大城的地理优势，能修的，前人差不多已经修了。
只剩下另一种可能性——造砖，修砖城。
程师孟在福州就是个治水修城的小能手，经验丰富，决意顶住议论，修筑西城。
也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比起战乱造成的损失，修城花费简直微不足道，而广人自侬智高之后，常因没有外城保护而担惊受怕，一日三惊，所以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空前支持。
第一千六百五十七章 蕃坊
欲修城必先拆迁。正好侬智高之乱，让城西靠近子城的建筑尽数化为灰烬，反而让大量的拆迁障碍一扫而空。
当时广州知州的职务已经成为烫手山芋，一方面，朝廷施压让地方官筑城，另一方面，知州们担心工程失败会被问责。
比如余靖，因为岭南出身，深知广州修城困难，就宁愿不升官也要辞免广州职务。
但是程师孟本身魄力十足，决心迎难而上，坚持要在土质疏恶的广州西面，筑起一座新城来。
赵顼不但同意，还特意派遣使臣，给程师孟带去棱堡的图纸。
不过赵顼是想多了，造砖得用粘土，须得取自农田或是深挖埋藏于地下的膏泥，城砖在广州可精贵得很，不可能用本地的蛤壳土和酸红土烧造得成。
知州一个接一个地到来，都以无土烧砖而放弃修城。
当初吕居简见到街衢有砌石段，便马上借去修城脚。
直到好几任知州之后，官府烧出城砖，才归还了从老百姓那里借来的城脚石料。
熙宁五年八月，西城历时十个月的艰难建造，终于完工，整个广州城周长十三里一百八十步，高二丈四尺，九门，将广州最繁华、人烟最稠密的蕃坊纳入城中。
广州到此奠定三城并立的格局，宋代广州城，总面积扩张到唐城的四倍以上。
有了安全的城防，广州才成了吸引商贾们前来贸易的地方，城南的西澳成了有城墙和码头保护的内港，商船往来，百货充盈，为“五都之市”。
附近还有大市街、象牙街、玛瑙巷等街巷，程师孟得意地留下一首诗：“千门日照珍珠市，万姓烟生碧玉城。山海是为中国藏，梯航尤见外夷情。”
但那是程师孟给自己脸上贴金，相比唐代广州蕃坊胡人商贾往来不断，人数长期十万以上，象牙、翡翠、珠玑、蕃药不计其数，积载如山的盛况，还差得远。
原因就在于大宋的经济制度——“专榷”。
虽然广州从入宋之初就成立了市舶司，但是最初的贸易方式非常原始，市舶司和蕃商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贸易，其中的大宗商品，由市舶司尽数购入上缴朝廷。
广州市舶司用这种方式，经过多年努力之后，渐渐在常年里，能够给汴京输送价值七十万贯左右的货品。
最牛的一次是购得价值百万贯的乳香，那一年广州市舶司贸易额达到了一百五十万贯。
在岁入盈余只有六七百万贯的宋朝前朝，这就算是了不得的收益了。
然而这些东西对于地方发展来说毫无用处，因为都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且熙宁之后，南海蕴州和两浙杭州的强势崛起，以及纵帆船和牵星术的突破性进展，让近洋航海逐渐被远洋、大运载量、直线式航海所取代。
熙宁七年，广州市舶司甚至出现了第一次亏损，亏损额高达二十万贯。
朝中甚至有请求裁撤广州市舶司的声音。
因为是“央企”，市舶司是盈利还是亏损，蒋之奇其实是不怎么关心的。
不过市舶司没有专职的时候，会由地方通判代管，作为文官，蒋之奇不以为那是什么好差事，甚至认为让漏勺堂堂探花去主理市舶司这等商贾事务，简直就是有辱斯文。
想到这里，蒋之奇问手下：“苏通判今天没见着？”
书办回道：“听闻苏通判去了怀圣寺。”
“又去蕃坊。”蒋之奇眉头一皱：“等他回来，叫他来见我。”
怀圣寺是一所可兰经寺庙，建于唐开元二十九年。
“白云之麓，坡山之限，有浮图焉，其制则西域，磔然石立，中州所未睹，世传自李唐迄今。”
这个浮屠被广州人称作“光塔”，因此怀圣寺又被称为“光塔寺”。
在光塔寺的周围，渐渐构成了一个聚居区，这里住着的主要是蕃客。
蕃客，就是从远海来到广州定居的外国人，除了天方人，还有印度人、南海诸国人。
而他们所居住的这片地区，被称作“蕃坊”。
如今这里还是以有钱有势的天方人为主，其下还有大量他们雇佣的当地人，主要是一路招募的夷人、峒人。
大宋对蕃人是比较宽容的，在蕃坊设蕃长进行管理，蕃长的主要职责，则是管理蕃坊的日常事务，以及招徕商人。
应蕃人们的要求，朝廷甚至命地方政府给他们兴办了学校，诸蕃子弟均可入学，学习华夏文化。
他们还有机会能够融入到社会上层，左右地方经济，被朝廷封以官职。
只要遵守大宋的法令，蕃客们可以保留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自由，居住三代以上，可以在广州购置田地和住宅，三代中有一代为官者，甚至可以与中国女子婚配。
漏勺穿着便装，头戴软翅幞头，在蕃坊中走着。
街道两侧，都是鳞次栉比的商铺，能够看出最早的那些还是汉人的样式，之后在中间渐渐成长出一些西方风格的建筑，又渐渐融为一体，让整条街变成一处充满了异域风情的所在。
这里的店铺主要是贩售绒毯、薄毡、香料、香水、染料、果脯之类的东西，也有销售锡器、银器的工坊。
妇人们“绕耳皆穿孔”，一个耳朵上戴着十多枚耳环，有些鼻子上也有孔，穿着镶嵌宝石的金饰。
男子喜欢穿彩色花绸，不过缂丝、织锦朝廷还在严禁，漏勺一看就知道他们穿的是眉山单面染。
除了穿得花，他们还喜欢黄金和宝石，基本上每个体面的男子，腰带上都钉着几枚舶来金币，手上戴着几枚可以当印章用的金戒指。
见到漏勺，人们都是躬身施礼，因为蕃长已经打过了招呼，大家都知道这位少年宋人官员，乃是市舶司的正管，能够轻松决定他们命运的人物。
蕃坊的中心就是光塔寺，漏勺进入寺中，脱下靴子，赤足由寺内小孩带领着，朝一间房间走去。
房间很大，里边铺着地毯，整个房间散发出浓烈的玫瑰花露的香味。
房间中的柱子充满异域风格，上面还写着阿拉伯文的经典。
阳光透过高高的窗孔射入，能够看见大房间中不少衣装素净整洁男子，在誊录经文。
漏勺注意到他们用的是石纸与鹅毛笔，誊录完之后，还要覆盖上一层细麻布，用玫瑰花露喷一遍，才算是完工。
一个年迈的天方老人斜倚在一张藤床上，不时有年轻一些的人过来礼貌地低声请教，老人也和蔼地低声回答。
老人身边有一个穿着富贵的蕃人老者，神色恭敬，一直希望跟老人搭上话，但是一直不得机会。
见到漏勺进来，室内众人都是神色一凛，那穿着富贵的男子不禁顾不得礼仪，急切地和老人低语了起来。
老人坐直了身子，对漏勺躬身，算是施礼，示意他坐到自己前面来。
富贵蕃人更加急切了，又在老人面前用藩语嘀咕起来。
漏勺神色坦然地看着老人，用流利的藩语说道：“你们的经典说过，‘真主能辨别破坏的人和改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