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方作出让步、同意让那些战俘中的新老技工留在中国并将他们国内的家眷也一并送来之后，胡卫东代表赤色党同意将其余的战俘放回日本，但同时要求日本政府承诺不会对那些接受、或者是部分接受了赤色思想的战俘进行迫害。对此崇仁倒是显得颇为大度，他不但爽快地接受了这个要求，甚至还表示可以承认日共为合法政党，允许他们通过议会斗争为工农争取合理权益，只是前提是所有的日共成员必须公开身份。赤色党有过当年“四一二”的教训之后，自然不会再这么天真，不过胡卫东还是同意要求日共以后放弃武装暴动的斗争方式，并让部分人员公开身份以便加强与日本政府的沟通，前提是日本放弃对外侵略扩张、对内残酷剥削的国策。
这个要求自然不低，但是胡卫东把话说得很活，比如“解放殖民地”就不算在对外侵略扩张之内，而只要平民百姓还过得下去，就不算是残酷剥削，因此日本政府最终还是接受了胡卫东提出的条件，尽管包括崇仁在内的日本高层都很明白，胡卫东这是有意将日本这“祸水”引向南洋的西方殖民地......
值得一提的是，胡卫东签署和约时，代表的不仅仅是赤色党与解放区人民政府，而是以中国中央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和约上面签字，这个身份的得来，自然是因为此时国内的解放军已经基本完成了祖国统一的伟大使命。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早在东北战局还未完全明朗之前，赤色党中央就要求各大军区作好解放全中国的准备，但是先动手的却是国军......
当时国军的总兵力虽然也有500万之众，但其中大半都是强拉壮丁拼凑出来的，无论是士气、训练还是作战经验都远不能与解放军的精锐之师相比，甚至连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都明显不如，而解放军纵然有一半的主力部队在与鬼子进行最后的决战，但哪怕是仅仅一半的野战军，也绝非国军的乌合之众可以匹敌，老蒋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却竟然主动撕毁和平协议，白白送给赤色党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口实，他难道是脑子进水了吗？作为民国时期最成功的军阀，老蒋自然不会这么愚蠢，他之所以抢先动手，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此时他的重庆政府已经穷到快连军饷都发不出了，打固然是找死，可不打那就是等死啊！
历史上抗战进入第二年后，重庆政府的财政就已经严重入不敷出了，很大程度上是靠海外华人有意（捐款、认购公债等等。）或者无意的资助（侨汇之类）才能坚持下去；而在这个时空，这笔收入一开始就被赤色党分流掉了一部分，当中原野战军渡过长江、收复了沪宁杭地区，并力助江南军区迅速发展壮大、而日军则全力收缩退出大陆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就全都变成了解放区，这样一来就算还有很多海外华人支持蒋政权这个“合法”的中央政府，他们的资助也没法运进国统区......
可在财政濒临崩溃的窘境下，老蒋出于对解放军的恐惧，却不得不将军队规模维持在500万上下，光是这些官兵所需的军饷就超出了重庆政府的财力极限。无奈的老蒋只得疯狂加税，再加上各级官吏纷纷从中贪墨，使得实际向老百姓征收的税款大得惊人，其中四川的情况最为严重，提前收税居然收到了二十一世纪......
可即使如此，也依然无法填满巨大的财政黑洞，但重庆政府还有一招，那就是拼命开动印钞机，以恶性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将沉重的财政负担间接转嫁给了国统区的老百姓，再加上胡卫东提出的“经济封锁”策略，导致国统区大中城市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使得物价愈发失控，仅仅1938年下半年这6个月内，国统区的平均物价就暴涨了一百倍以上，以致于国统区包括原本收入不错的知识分子与地主乡绅在内、除了最上层的权贵之外的绝大部分阶层普遍破产，一位美国记者在他的一篇报导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国统区的状况......
“对于城市的居民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西南联合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罢教，说他们的月薪只够维持自己几天的生活。两天后，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七所主要大专院校都举行了罢课、罢教。重庆的十六所市立中学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学也相继响应。从十一月十三日起，汉口地区的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学以及昆明、成都、重庆、长沙等城市成千上万名教授、学生都加入了罢课浪潮。西方意义上的教育陷于停顿。教师们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去借钱买粮。学生们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队买米......
不久，开始有教员自杀。厦门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女教授服了毒，说她养不活她的孩子。国立广西大学的杜苏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费用而跳楼自杀。汉民中学有一位教员自缢身死，因为有人看见他在路边卖自己的衣服，就怀疑他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不光教员，军官也有自杀的。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
麻木不仁和绝望情绪急剧扩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怒火也不断高涨。成都的群众冲米店、饭馆、食品杂货店和煤球铺。警察抓走了数十名闹事者，但是后来又只得把他们释放，因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我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
......”
这个要求自然不低，但是胡卫东把话说得很活，比如“解放殖民地”就不算在对外侵略扩张之内，而只要平民百姓还过得下去，就不算是残酷剥削，因此日本政府最终还是接受了胡卫东提出的条件，尽管包括崇仁在内的日本高层都很明白，胡卫东这是有意将日本这“祸水”引向南洋的西方殖民地......
值得一提的是，胡卫东签署和约时，代表的不仅仅是赤色党与解放区人民政府，而是以中国中央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在和约上面签字，这个身份的得来，自然是因为此时国内的解放军已经基本完成了祖国统一的伟大使命。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早在东北战局还未完全明朗之前，赤色党中央就要求各大军区作好解放全中国的准备，但是先动手的却是国军......
当时国军的总兵力虽然也有500万之众，但其中大半都是强拉壮丁拼凑出来的，无论是士气、训练还是作战经验都远不能与解放军的精锐之师相比，甚至连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都明显不如，而解放军纵然有一半的主力部队在与鬼子进行最后的决战，但哪怕是仅仅一半的野战军，也绝非国军的乌合之众可以匹敌，老蒋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却竟然主动撕毁和平协议，白白送给赤色党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口实，他难道是脑子进水了吗？作为民国时期最成功的军阀，老蒋自然不会这么愚蠢，他之所以抢先动手，实在是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此时他的重庆政府已经穷到快连军饷都发不出了，打固然是找死，可不打那就是等死啊！
历史上抗战进入第二年后，重庆政府的财政就已经严重入不敷出了，很大程度上是靠海外华人有意（捐款、认购公债等等。）或者无意的资助（侨汇之类）才能坚持下去；而在这个时空，这笔收入一开始就被赤色党分流掉了一部分，当中原野战军渡过长江、收复了沪宁杭地区，并力助江南军区迅速发展壮大、而日军则全力收缩退出大陆之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很快就全都变成了解放区，这样一来就算还有很多海外华人支持蒋政权这个“合法”的中央政府，他们的资助也没法运进国统区......
可在财政濒临崩溃的窘境下，老蒋出于对解放军的恐惧，却不得不将军队规模维持在500万上下，光是这些官兵所需的军饷就超出了重庆政府的财力极限。无奈的老蒋只得疯狂加税，再加上各级官吏纷纷从中贪墨，使得实际向老百姓征收的税款大得惊人，其中四川的情况最为严重，提前收税居然收到了二十一世纪......
可即使如此，也依然无法填满巨大的财政黑洞，但重庆政府还有一招，那就是拼命开动印钞机，以恶性通货膨胀来饮鸩止渴，将沉重的财政负担间接转嫁给了国统区的老百姓，再加上胡卫东提出的“经济封锁”策略，导致国统区大中城市生活必需品的供给严重不足，使得物价愈发失控，仅仅1938年下半年这6个月内，国统区的平均物价就暴涨了一百倍以上，以致于国统区包括原本收入不错的知识分子与地主乡绅在内、除了最上层的权贵之外的绝大部分阶层普遍破产，一位美国记者在他的一篇报导如实地记录下了当时国统区的状况......
“对于城市的居民说来，切身的问题不再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独裁的问题了。忠于职守的中国教员以前曾经宣称，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岗位。但是，他们现在面临着真正饿死的危险，而不是挨饿的可能，他们的想法很快就变得不一样了。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四日，西南联合大学八十二名教授宣布罢教，说他们的月薪只够维持自己几天的生活。两天后，国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七所主要大专院校都举行了罢课、罢教。重庆的十六所市立中学和二百三十四所小学也相继响应。从十一月十三日起，汉口地区的十八所高等院校和中学以及昆明、成都、重庆、长沙等城市成千上万名教授、学生都加入了罢课浪潮。西方意义上的教育陷于停顿。教师们不得不花好几个钟头去借钱买粮。学生们替清寒的教授去排队买米......
不久，开始有教员自杀。厦门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女教授服了毒，说她养不活她的孩子。国立广西大学的杜苏教授，因为付不起医院费用而跳楼自杀。汉民中学有一位教员自缢身死，因为有人看见他在路边卖自己的衣服，就怀疑他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不光教员，军官也有自杀的。骆英超少将从船上跳水自杀，遗书中说，“余从军三十载，身为少将，仍无法养家小，不忍目睹彼等饿死”云云......
麻木不仁和绝望情绪急剧扩展。与此同时，人们的怒火也不断高涨。成都的群众冲米店、饭馆、食品杂货店和煤球铺。警察抓走了数十名闹事者，但是后来又只得把他们释放，因为监狱已经人满为患。更有甚者，已经有警察在暴民冲进米店时，把头扭过去，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样子。一个警察对我说：‘我干嘛要抓他们呢？说不定明天我自己也会跟他们一块儿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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