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不起眼的猪鬃都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钨和稀土等重要的稀有金属就更不用说了，美国矿产资源丰富，也就开头难受一点，只要加大开采力度，最多一年之后就可以完全填上缺口，但美国在这些稀有金属方面也只能保证自己够用，不可能有太多的余额出口，因此英法的日子可就难过了......
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化肥农药的生产极其重要，因此早就得到了胡卫东的高度重视，其中化肥工业的发展尤其迅速，1940年全年的总产量接近120万吨，足够满足8000万亩粮田的需要，虽然距离让全国的农田都用上化肥的那一天还很远，却已经足以让1940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刷新历史新纪录，而棉花等其他主要农产品的年产量也都普遍创下历史新高。
此外，农药产量的迅速增加和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之合作社的普遍建立有利于组织力量防灾抗灾，大大减小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也是1940年农业大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0年中工农业的发展与其他年份相比只有着质和量的不同，而大型工程的建设却几乎是“有”和“无”的区别。之前由于抗战持续进行，形势还不明朗，赤色党并不敢投入太多的力量用于建设大型工程，也就有盐锅峡水电站、兰新铁路和中原解放区几个连接矿区与中心城市的短距铁路而已。
但到了1940年，国内战事的彻底结束使得中央人民政府有了大兴土木的安定环境和人财物力，再加上有德国人援助和花钱从国外聘请的高端人才进行指导，一批世界级的大型工程纷纷上马，除了前文提到的沿海深水港与大型修造船坞、兰新铁路、进藏公路（已经增加到4条）、盐锅峡水电站之外，还包括东北丰满水电站的改扩建工程、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电站、宝成铁路、成昆铁路、成渝铁路、武汉长江大桥、三门峡黄河大桥、治黄工程、治淮工程等三十余个大型工程项目。
为此投入的人财物力之多，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举国体制纵有种种缺陷，但在中国百废待兴、基础薄弱的现状下，却无疑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捷径。而且与历史上相比，目前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农机农药化肥的生产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因此即便大兴土木搞工程建设，也不会因为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导致饥荒，反倒可以吸纳大量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闲置出来的农业劳动力。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不少工程先要调研立项，所以并非是全部同时开工，否则即使以中国的人力，在西南战事仍未结束的情况下，也还是有些吃不消的。而且其中的刘家峡水电站、治黄工程、治淮工程等水利工程对于农业来说本就意义重大，其中治黄工程与治淮工程的意义尤其巨大。
说到治理黄河，历史上建国后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明明早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提出了“束水冲沙”的高明策略，但当时中国的水利学家们却大多迷信苏联专家的观点，排斥少数清醒者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建议中央建设三门峡水库导致水库和上游河道严重淤塞，不但没能治理好黄河泥沙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愈发严重，令后来对黄河的综合治理困难重重，至于因此浪费的人财物力，那就更是惊人。
而现在有胡卫东这个穿越者总揽全局，自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抢先将三门峡黄河大桥建设起来，更是绝了建设三门峡水库的可能。虽然因为科技条件还达不到，后世建立在信息化技术基础上的“调水调沙”策略暂时还无法有效实施，但通过人工协调，还是可以部分做到“调水调沙”的，只是没有信息化条件下那么方便，效果也肯定会差一些。而其思想的核心——利用黄河水冲走黄河沙的想法更是因为胡卫东在中国科技界无以伦比的威望而被普遍接受，因此新建的水库大坝和黄河大堤都遵循了这一思想而妥善布局，当这一套体系完全建成之后，只要信息化的条件一满足，就可以很快达到后世“调水调沙”工程的水平，这完全称得上是未雨绸缪。
不过，水利工程的建设布局那是长远的考虑，为了避免眼下出问题，旧有黄河大堤的加固也不能忽视。但黄河至少有大堤在，与之相比，因为下游淤塞不能入海而形成了洪泽湖，沿湖又没有堤坝阻挡因而动辄泛滥成灾的淮河才是如今中国国内最大的祸患。
由于洪泽湖乃是河水在平原上淤塞而成，面积大而水浅，与正常的湖泊有很大不同，天旱时常常大面积干涸，下雨时又很容易泛滥成灾，两淮地区的老百姓称之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完全不像天然湖泊那样具有调节气候、减小水旱灾害的功用，反而令两淮百姓深受其苦。为了一劳永逸地除去这个祸患，胡卫东决心让它彻底从地球上消失，这样还能顺便开辟出大片的良田，这可比洪泽湖渔业的食物产出要大得多了......
其实，历史上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也未必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当时当时中国贫穷落后，进行水利建设时基本全靠人力，工作效率太低，根本不可能完成恢复淮河古道（注1）、排空洪泽湖的宏大计划，而苏北灌溉总渠等治淮工程完成之后，再改的话，那代价就太大了。
注1：古河道早已不复存在，想要恢复就必须重挖，而对淮河这样的大河来说，如果只有一条主河道入海的话，必须挖出够宽够深的河道才行，这工程量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太大的，远不如苏北灌溉总渠那样分为多条渠道泄水的方案实际，但论泄水量的话，却还是一条宽而深的干流效果更好，而且还能兼收航运之利。
对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化肥农药的生产极其重要，因此早就得到了胡卫东的高度重视，其中化肥工业的发展尤其迅速，1940年全年的总产量接近120万吨，足够满足8000万亩粮田的需要，虽然距离让全国的农田都用上化肥的那一天还很远，却已经足以让1940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刷新历史新纪录，而棉花等其他主要农产品的年产量也都普遍创下历史新高。
此外，农药产量的迅速增加和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之合作社的普遍建立有利于组织力量防灾抗灾，大大减小了自然灾害造成的影响，也是1940年农业大丰收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0年中工农业的发展与其他年份相比只有着质和量的不同，而大型工程的建设却几乎是“有”和“无”的区别。之前由于抗战持续进行，形势还不明朗，赤色党并不敢投入太多的力量用于建设大型工程，也就有盐锅峡水电站、兰新铁路和中原解放区几个连接矿区与中心城市的短距铁路而已。
但到了1940年，国内战事的彻底结束使得中央人民政府有了大兴土木的安定环境和人财物力，再加上有德国人援助和花钱从国外聘请的高端人才进行指导，一批世界级的大型工程纷纷上马，除了前文提到的沿海深水港与大型修造船坞、兰新铁路、进藏公路（已经增加到4条）、盐锅峡水电站之外，还包括东北丰满水电站的改扩建工程、黄河上游的刘家峡水电站、宝成铁路、成昆铁路、成渝铁路、武汉长江大桥、三门峡黄河大桥、治黄工程、治淮工程等三十余个大型工程项目。
为此投入的人财物力之多，为人类历史上所罕见，举国体制纵有种种缺陷，但在中国百废待兴、基础薄弱的现状下，却无疑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捷径。而且与历史上相比，目前中国有一个很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农机农药化肥的生产已经有了不错的基础，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因此即便大兴土木搞工程建设，也不会因为农业生产受到影响而导致饥荒，反倒可以吸纳大量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闲置出来的农业劳动力。
当然，必须说明的是，由于不少工程先要调研立项，所以并非是全部同时开工，否则即使以中国的人力，在西南战事仍未结束的情况下，也还是有些吃不消的。而且其中的刘家峡水电站、治黄工程、治淮工程等水利工程对于农业来说本就意义重大，其中治黄工程与治淮工程的意义尤其巨大。
说到治理黄河，历史上建国后曾经走过一段弯路，明明早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先人就已经提出了“束水冲沙”的高明策略，但当时中国的水利学家们却大多迷信苏联专家的观点，排斥少数清醒者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建议中央建设三门峡水库导致水库和上游河道严重淤塞，不但没能治理好黄河泥沙问题，反而使得问题愈发严重，令后来对黄河的综合治理困难重重，至于因此浪费的人财物力，那就更是惊人。
而现在有胡卫东这个穿越者总揽全局，自然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而抢先将三门峡黄河大桥建设起来，更是绝了建设三门峡水库的可能。虽然因为科技条件还达不到，后世建立在信息化技术基础上的“调水调沙”策略暂时还无法有效实施，但通过人工协调，还是可以部分做到“调水调沙”的，只是没有信息化条件下那么方便，效果也肯定会差一些。而其思想的核心——利用黄河水冲走黄河沙的想法更是因为胡卫东在中国科技界无以伦比的威望而被普遍接受，因此新建的水库大坝和黄河大堤都遵循了这一思想而妥善布局，当这一套体系完全建成之后，只要信息化的条件一满足，就可以很快达到后世“调水调沙”工程的水平，这完全称得上是未雨绸缪。
不过，水利工程的建设布局那是长远的考虑，为了避免眼下出问题，旧有黄河大堤的加固也不能忽视。但黄河至少有大堤在，与之相比，因为下游淤塞不能入海而形成了洪泽湖，沿湖又没有堤坝阻挡因而动辄泛滥成灾的淮河才是如今中国国内最大的祸患。
由于洪泽湖乃是河水在平原上淤塞而成，面积大而水浅，与正常的湖泊有很大不同，天旱时常常大面积干涸，下雨时又很容易泛滥成灾，两淮地区的老百姓称之为“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完全不像天然湖泊那样具有调节气候、减小水旱灾害的功用，反而令两淮百姓深受其苦。为了一劳永逸地除去这个祸患，胡卫东决心让它彻底从地球上消失，这样还能顺便开辟出大片的良田，这可比洪泽湖渔业的食物产出要大得多了......
其实，历史上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也未必就没有过这样的想法，当时当时中国贫穷落后，进行水利建设时基本全靠人力，工作效率太低，根本不可能完成恢复淮河古道（注1）、排空洪泽湖的宏大计划，而苏北灌溉总渠等治淮工程完成之后，再改的话，那代价就太大了。
注1：古河道早已不复存在，想要恢复就必须重挖，而对淮河这样的大河来说，如果只有一条主河道入海的话，必须挖出够宽够深的河道才行，这工程量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太大的，远不如苏北灌溉总渠那样分为多条渠道泄水的方案实际，但论泄水量的话，却还是一条宽而深的干流效果更好，而且还能兼收航运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