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就是繁殖生产超快的物种引进时要慎重，第二条则是肉食性的物种引进时要慎重，而第三条在科技大会上说出的时候却在会场里引起了哄堂大笑，那就是凡具有食用价值的或者是优良饲料的，只要不会带来国内没有的恶性疾病，就尽可以放心大胆地引进，有中国七亿张嘴在那儿，它们根本没法构成威胁，而胡卫东将中国称为“大吃货帝国”的戏称也由此传遍了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而某些外国人的调侃“中国人会吃下一切可以吃下的东西，并把其中难以下咽的东西叫做药。”更是成为了中国人茶余饭后的一大笑料......
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不少人觉得“吃货”这种叫法暗含贬义，但胡卫东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举出历史上的无数例子，证明了正是中国人的好吃造福了世界，“吃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当外国人看见毛毛虫吐丝结茧只觉得恶心的时候，我们发明了亮丽的丝绸；当外国人烧出陶器觉得就够用了的时候，我们改变了火温和泥土，做出了精美的瓷器；当外国人将味道苦涩的生姜弃之敝履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可以替代昂贵的香料消除腥味；当外国人面对种种难以下咽的动物植物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火的魔法”将其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当外国人面对各种毒物敬而远之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知道什么叫以毒攻毒；当外国人觉得麻烦将粪便到处乱丢的时候，中国人却将这些肮脏的东西收集起来变废为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勤劳聪明的华夏先人，才能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
之所以胡卫东在这么重要的科技大会上扯出吃的话题，主要还是因为他对中国日后口粮问题的深深忧虑，如今中国的人口增长太快了，而且考虑到一胎制的巨大副作用，即使二战结束之后，胡卫东也不打算搞一胎制来踩下人口增长的急刹车。
可是二胎制的见效不可避免地会慢很多，因此未来的粮食压力必然比历史上更大，而化肥农药和水利建设增产的潜力已经相对有限，农业生产这几年来的高速增长即将结束，在耕地面积很难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只有种子，无论是高产的新型作物，还是现有作物的高产良种，都是中国所急切需要的。
新物种的发现和驯化利用需要时间，而且胡卫东也不记得历史上后世曾有改变世界的重要新型作物被发现，因此重点始终还是放在现有作物的内部挖潜上。除了理论上具有无限潜力的辐射育种之外，胡卫东还要求童第周等国内顶尖的生物学家开始对水稻等主要作物进行基因测序，为日后开展转基因的研究打下基础，这项工作技术门槛其实并不像外行人以为的那么高，却很费人力和时间，所以越早开展越好。
胡卫东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穿越前转基因的事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因此他也曾经利用闲暇了解过一些情况。在胡卫东看来，转基因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看你怎么做，而中国农业的具体情况与西方大不相同，因此绝不能够简单地效仿人家的研究路线。
比如西方农业、特别是美国的农业都是大农场、高度机械化的模式，因此它们转基因的重点放在了提高作物抗虫抗病的能力上，因为抗灾能力相对不足恰恰是机械化农业的最大弱项，为此他们甚至将部分动物的基因引入到作物的基因中。这无疑是非常不安全的，但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种植的作物大部分都是用作牲畜饲料或者榨油以及其他工业用途，很少直接食用，因此安全性的要求便可以相对放宽一点，但中国的作物之中大部分都是要直接拿来填饱肚子的，安全性的要求就必须更高才行。
就好比美国允许在猪饲料里加瘦肉精，是因为猪肉之中瘦肉精残留不多，而美国人不吃瘦肉精很容易蓄积的动物内脏，所以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如果也允许在猪饲料里加瘦肉精，那就非出大问题不可，因为中国人是吃动物内脏的......
而且中国农业人力充足，抗灾救灾（防灾姑且不论）能力比起地广人稀的美国强得多，而吃饭的压力却远比美国大得多，因此中国作物的抗虫抗灾能力远不如单产重要，而很显然，动物的基因对于后者几乎不会有任何帮助，引进高产植物的基因才是正确的思路，例如后世袁隆平院士就提出可以尝试将光合作用效率更高的c4植物的基因引入光合作用效率较低的水稻、小麦等c3植物，若能成功，可以令单产提高至少好几成，其价值远比抗虫抗病能力的提高大得多，而且引入植物基因，安全性方面也远比引入动物基因好得多，甚至即使同为植物基因，增加作物产量的基因也还是要比抗虫基因安全得多，这才是中国转基因科学发展的正途......
当然，光是完成主要作物基因图谱的测序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目前中国育种的主要途径还是发展迅速的辐射育种和更加传统的杂交育种。由于“911工程”的开始，中国的辐射育种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之相比显得较为传统落后的杂交育种不可避免地被人看轻，胡卫东只得再次强调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对于应用科技来说，并不是先进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充分利用成熟的技术，往往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
令胡卫东高兴的是，历史上袁隆平等科学家培育出三系法杂交水稻最关键的“不育系”所需的“野败”（即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已经在海南岛被发现，为日后三系法杂交水稻的选育成功扫平了障碍，发现者也因此同样获得了全国科技一等奖（每届大会有一个特等奖、两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八个三等奖，其中特等奖因为标准极高，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缺的。）......
一开始的时候，还有不少人觉得“吃货”这种叫法暗含贬义，但胡卫东却并不这么认为，他举出历史上的无数例子，证明了正是中国人的好吃造福了世界，“吃货”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中华民族顽强生命力的象征......
当外国人看见毛毛虫吐丝结茧只觉得恶心的时候，我们发明了亮丽的丝绸；当外国人烧出陶器觉得就够用了的时候，我们改变了火温和泥土，做出了精美的瓷器；当外国人将味道苦涩的生姜弃之敝履的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东西可以替代昂贵的香料消除腥味；当外国人面对种种难以下咽的动物植物无可奈何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火的魔法”将其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当外国人面对各种毒物敬而远之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早就知道什么叫以毒攻毒；当外国人觉得麻烦将粪便到处乱丢的时候，中国人却将这些肮脏的东西收集起来变废为宝；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勤劳聪明的华夏先人，才能创造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
之所以胡卫东在这么重要的科技大会上扯出吃的话题，主要还是因为他对中国日后口粮问题的深深忧虑，如今中国的人口增长太快了，而且考虑到一胎制的巨大副作用，即使二战结束之后，胡卫东也不打算搞一胎制来踩下人口增长的急刹车。
可是二胎制的见效不可避免地会慢很多，因此未来的粮食压力必然比历史上更大，而化肥农药和水利建设增产的潜力已经相对有限，农业生产这几年来的高速增长即将结束，在耕地面积很难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唯一的希望只有种子，无论是高产的新型作物，还是现有作物的高产良种，都是中国所急切需要的。
新物种的发现和驯化利用需要时间，而且胡卫东也不记得历史上后世曾有改变世界的重要新型作物被发现，因此重点始终还是放在现有作物的内部挖潜上。除了理论上具有无限潜力的辐射育种之外，胡卫东还要求童第周等国内顶尖的生物学家开始对水稻等主要作物进行基因测序，为日后开展转基因的研究打下基础，这项工作技术门槛其实并不像外行人以为的那么高，却很费人力和时间，所以越早开展越好。
胡卫东虽然不是生物学家，但穿越前转基因的事在国内闹得沸沸扬扬，因此他也曾经利用闲暇了解过一些情况。在胡卫东看来，转基因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看你怎么做，而中国农业的具体情况与西方大不相同，因此绝不能够简单地效仿人家的研究路线。
比如西方农业、特别是美国的农业都是大农场、高度机械化的模式，因此它们转基因的重点放在了提高作物抗虫抗病的能力上，因为抗灾能力相对不足恰恰是机械化农业的最大弱项，为此他们甚至将部分动物的基因引入到作物的基因中。这无疑是非常不安全的，但对于西方人来说这并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种植的作物大部分都是用作牲畜饲料或者榨油以及其他工业用途，很少直接食用，因此安全性的要求便可以相对放宽一点，但中国的作物之中大部分都是要直接拿来填饱肚子的，安全性的要求就必须更高才行。
就好比美国允许在猪饲料里加瘦肉精，是因为猪肉之中瘦肉精残留不多，而美国人不吃瘦肉精很容易蓄积的动物内脏，所以问题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中国。如果也允许在猪饲料里加瘦肉精，那就非出大问题不可，因为中国人是吃动物内脏的......
而且中国农业人力充足，抗灾救灾（防灾姑且不论）能力比起地广人稀的美国强得多，而吃饭的压力却远比美国大得多，因此中国作物的抗虫抗灾能力远不如单产重要，而很显然，动物的基因对于后者几乎不会有任何帮助，引进高产植物的基因才是正确的思路，例如后世袁隆平院士就提出可以尝试将光合作用效率更高的c4植物的基因引入光合作用效率较低的水稻、小麦等c3植物，若能成功，可以令单产提高至少好几成，其价值远比抗虫抗病能力的提高大得多，而且引入植物基因，安全性方面也远比引入动物基因好得多，甚至即使同为植物基因，增加作物产量的基因也还是要比抗虫基因安全得多，这才是中国转基因科学发展的正途......
当然，光是完成主要作物基因图谱的测序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目前中国育种的主要途径还是发展迅速的辐射育种和更加传统的杂交育种。由于“911工程”的开始，中国的辐射育种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之相比显得较为传统落后的杂交育种不可避免地被人看轻，胡卫东只得再次强调自己一直以来的观点，“对于应用科技来说，并不是先进的就一定是最好的，充分利用成熟的技术，往往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
令胡卫东高兴的是，历史上袁隆平等科学家培育出三系法杂交水稻最关键的“不育系”所需的“野败”（即花粉败育的野生稻）已经在海南岛被发现，为日后三系法杂交水稻的选育成功扫平了障碍，发现者也因此同样获得了全国科技一等奖（每届大会有一个特等奖、两个一等奖、四个二等奖、八个三等奖，其中特等奖因为标准极高，大多数时候都是空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