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的内战打了个两败俱伤，白焕章军宪司的绝密军报，说是古斯塔夫大帝还受了伤，生死未卜。马城随手将密报扔进火盆，盎然起身，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征服世界的脚步，一如当年称霸世界的蒙古人。
同一时间，京城。
京师这儿，内城不是一般百姓能住的，能住进去的都有点身家，住外城的，就多半是些重地的苦哈哈了，出了城就全是高梁花子，虽说是天子脚下，如今也不比外地强上什么。
京城这地方好的就是商贸发达，几家凑一凑，买头耕牛，买几匹挽马，骡子什么的都很方便。
这个年代，农具和畜力的缺乏是最明显的，很多地方还在使用石犁来犁地，耕牛缺乏，几户人家能共用一头牛，那就算是富裕地区。
从西周之后，这片土地上就没有大规模，产业化的农庄农业，各家各户一小块地伺弄，弄好了温饱，弄不好全家饿死，不然就造反，逃荒。
所以大明开国之初抑制土地兼并，百姓还有活路，国力也是蒸蒸日上。
可是一旦土地兼并开始，再遇到灾荒的年头，大面积的减产导致无数的百姓破产，然后农民委身豪强，国家收入税减，更进一步逼迫自耕农，让更多的自耕农破产，托庇于豪强之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恶性循环下来，大乱大治，几千年下来，令人思之而抚腕痛恨。
京师到底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畜力农具比起别的地方要好的多，土地也是巴水的平原，虽然不比关外的肥沃。也不及江南的土地有河塘泥当肥料，总的来说，比起西南，西北，燕赵大地的耕地还是蛮不错的了。
但耍命的是水利工程。大明政府的财政系统一团糟。整个户部就是一个大型的会计部门，负责计算收纳，根本没有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财政进行统筹规划，没有户部的支持，工部当然不会出头来负责兴修水利的事，而把这种事推到地方官员头上。
地方官员也不傻，他们只要把宗族敷衍好了，把地方伸士交结到了，不惹麻烦，再清正廉洁一些，断案的那种黑心钱不捞。三年下来，一个卓异的考评就稳稳到手了，谁去帮老百姓挖沟通渠的，这不是有毛病不是？
官府不出头，地方上的水利建设，就主耍是靠乡伸带头了。
江南地区做的最好，河塘沟渠多，不修断然不成，指望官府也是指望不上，就只能靠自己了。好在，江南士仲多，民智开通，而且，最为要紧的就是百姓自己也要翻挖沟渠。
当时种地，可没有农药化肥。土地高产不高产，全凭粪肥往上堆。当时俗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宁愿憋着，也不能把粪便便宜给外人。拾粪也是门职业，农闲了，很多半大不大的孩子背着粪筐到处拾粪去，说起来也是生发。
除了粪便，河缩泥也是肥料，每年年尾时清淤翻挖上来堆到地里，效果不比粪肥稍差。这样一来，江南地区不必太多鼓动，年年疏通河渠已经成必然之势，再加上河网密布，天生的养人的好地方，明初时候，松江和苏州几府交上的粮食几占全国收入的八分之一，一隅之地出产如此之多，也是异数了。
西北就不同了，江南一亩最高能收六石粮，西北地方原本就缺水，植被又被破坏，开发过度，原本汉唐时的水利工程无人维护，干旱的时候没水，下雨的时候坡地积不住水，没有植被吸收，没有河流蓄积，又容易冲坏田地，形成水灾，每年种子种下去，能收到一石或是一石半，就是天开眼，正常年头，七八斗一亩，五六斗一亩，甚至三四斗一亩，都是常态。江南一亩，可抵西北五六亩地，也是稀松。
所以西北，特别是陕北和晋北地方，是明朝最为凄惨的地区，收成少，费力高，几乎是十年九灾，正常年头，也就是勉强温饱，稍遇灾害，就得准备啃草根树皮。超过几年的大灾一来，只能靠朝廷赈济，不然的话，就得逃荒。
于是大明乱起西北，亡于西北，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时节情形却完全不同了，如今的天子脚下是十室九空，有点本钱的都下南洋经商了，没本事的都北上辽东垦荒了。
京畿产生了大量无主的土地，很多近河的水田，崇祯初年还是无价之宝，收成高，早滞保收，不必太操心水灾旱灾什么的。一年两季，五六石粮唾手可得，当时一石粮在江南地方要五六彬良子，京师地方，粮食吃紧，正常年头就是一两银几百亩水田，一年几千两银子收益是稳的。
就是这样旱涝保收的上好水田，如今也无人问津了，只能由官府派人维持着耕种，不至于荒芜了。于是不经意间在大明内陆本土，京畿附近，就形成了大量规模化耕种的大型农场。
这可比小农经济先进多了，官府也乐得组织人力，物力耕种这些农场。
后来这些农场被官绅们接手，逐渐演化成了一个个规模巨大的产业化农场，甚至诞生了一些公司。随着明军在前线的节节胜利，粮荒成了久远的传说，光是京畿这些农场出产的粮食，都已经放在府库里发霉了。
时交三月，官道两边的柳树都安了芽，吐出浅浅的绿色来，这会儿出城到庄上来，是件乐事。但正好是倒春寒的天气，北风料峭，吹在人身上直寒刺骨，城外又没遮没拦的，想找个避风的地方也是难，自然就叫苦不迭了。
田间地头，几个衣着光鲜的官员，乡绅谈笑风生，这都是不愿意离开乡土，不愿意跑去北边吃苦的。
远处数骑飞至，带来一个噩耗，京城留守孙承宗孙老大人，殁了。
几个官员乡绅俱是一呆，匆忙赶回城里治丧，此时，任谁都知道孙承宗的死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契机，一个辽王殿下登上大位的契机。等马城接到京城的奏报，再也不能耽搁了，立刻启程往京城治丧。
同一时间，京城。
京师这儿，内城不是一般百姓能住的，能住进去的都有点身家，住外城的，就多半是些重地的苦哈哈了，出了城就全是高梁花子，虽说是天子脚下，如今也不比外地强上什么。
京城这地方好的就是商贸发达，几家凑一凑，买头耕牛，买几匹挽马，骡子什么的都很方便。
这个年代，农具和畜力的缺乏是最明显的，很多地方还在使用石犁来犁地，耕牛缺乏，几户人家能共用一头牛，那就算是富裕地区。
从西周之后，这片土地上就没有大规模，产业化的农庄农业，各家各户一小块地伺弄，弄好了温饱，弄不好全家饿死，不然就造反，逃荒。
所以大明开国之初抑制土地兼并，百姓还有活路，国力也是蒸蒸日上。
可是一旦土地兼并开始，再遇到灾荒的年头，大面积的减产导致无数的百姓破产，然后农民委身豪强，国家收入税减，更进一步逼迫自耕农，让更多的自耕农破产，托庇于豪强之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恶性循环下来，大乱大治，几千年下来，令人思之而抚腕痛恨。
京师到底是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畜力农具比起别的地方要好的多，土地也是巴水的平原，虽然不比关外的肥沃。也不及江南的土地有河塘泥当肥料，总的来说，比起西南，西北，燕赵大地的耕地还是蛮不错的了。
但耍命的是水利工程。大明政府的财政系统一团糟。整个户部就是一个大型的会计部门，负责计算收纳，根本没有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财政进行统筹规划，没有户部的支持，工部当然不会出头来负责兴修水利的事，而把这种事推到地方官员头上。
地方官员也不傻，他们只要把宗族敷衍好了，把地方伸士交结到了，不惹麻烦，再清正廉洁一些，断案的那种黑心钱不捞。三年下来，一个卓异的考评就稳稳到手了，谁去帮老百姓挖沟通渠的，这不是有毛病不是？
官府不出头，地方上的水利建设，就主耍是靠乡伸带头了。
江南地区做的最好，河塘沟渠多，不修断然不成，指望官府也是指望不上，就只能靠自己了。好在，江南士仲多，民智开通，而且，最为要紧的就是百姓自己也要翻挖沟渠。
当时种地，可没有农药化肥。土地高产不高产，全凭粪肥往上堆。当时俗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宁愿憋着，也不能把粪便便宜给外人。拾粪也是门职业，农闲了，很多半大不大的孩子背着粪筐到处拾粪去，说起来也是生发。
除了粪便，河缩泥也是肥料，每年年尾时清淤翻挖上来堆到地里，效果不比粪肥稍差。这样一来，江南地区不必太多鼓动，年年疏通河渠已经成必然之势，再加上河网密布，天生的养人的好地方，明初时候，松江和苏州几府交上的粮食几占全国收入的八分之一，一隅之地出产如此之多，也是异数了。
西北就不同了，江南一亩最高能收六石粮，西北地方原本就缺水，植被又被破坏，开发过度，原本汉唐时的水利工程无人维护，干旱的时候没水，下雨的时候坡地积不住水，没有植被吸收，没有河流蓄积，又容易冲坏田地，形成水灾，每年种子种下去，能收到一石或是一石半，就是天开眼，正常年头，七八斗一亩，五六斗一亩，甚至三四斗一亩，都是常态。江南一亩，可抵西北五六亩地，也是稀松。
所以西北，特别是陕北和晋北地方，是明朝最为凄惨的地区，收成少，费力高，几乎是十年九灾，正常年头，也就是勉强温饱，稍遇灾害，就得准备啃草根树皮。超过几年的大灾一来，只能靠朝廷赈济，不然的话，就得逃荒。
于是大明乱起西北，亡于西北，这也不是偶然的。
这时节情形却完全不同了，如今的天子脚下是十室九空，有点本钱的都下南洋经商了，没本事的都北上辽东垦荒了。
京畿产生了大量无主的土地，很多近河的水田，崇祯初年还是无价之宝，收成高，早滞保收，不必太操心水灾旱灾什么的。一年两季，五六石粮唾手可得，当时一石粮在江南地方要五六彬良子，京师地方，粮食吃紧，正常年头就是一两银几百亩水田，一年几千两银子收益是稳的。
就是这样旱涝保收的上好水田，如今也无人问津了，只能由官府派人维持着耕种，不至于荒芜了。于是不经意间在大明内陆本土，京畿附近，就形成了大量规模化耕种的大型农场。
这可比小农经济先进多了，官府也乐得组织人力，物力耕种这些农场。
后来这些农场被官绅们接手，逐渐演化成了一个个规模巨大的产业化农场，甚至诞生了一些公司。随着明军在前线的节节胜利，粮荒成了久远的传说，光是京畿这些农场出产的粮食，都已经放在府库里发霉了。
时交三月，官道两边的柳树都安了芽，吐出浅浅的绿色来，这会儿出城到庄上来，是件乐事。但正好是倒春寒的天气，北风料峭，吹在人身上直寒刺骨，城外又没遮没拦的，想找个避风的地方也是难，自然就叫苦不迭了。
田间地头，几个衣着光鲜的官员，乡绅谈笑风生，这都是不愿意离开乡土，不愿意跑去北边吃苦的。
远处数骑飞至，带来一个噩耗，京城留守孙承宗孙老大人，殁了。
几个官员乡绅俱是一呆，匆忙赶回城里治丧，此时，任谁都知道孙承宗的死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契机，一个辽王殿下登上大位的契机。等马城接到京城的奏报，再也不能耽搁了，立刻启程往京城治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