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冀道:“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原来进山的这些人中,虽然大多都是义和拳的人,但是他们还有一个隐秘的身份,那就是二十九军的将士。

    中原大战之后,二十九军被张少帅调到北平东面的冷口、喜峰口一线布防。参加长城抗战的国民党军队有三十多万,来自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多个山头,人多但是人心不齐。武器装备以徐廷瑶的中央军最好;王以哲、万福麟的东北军,以及商震的晋军也不遑多让;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最差,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山西仿制的三八式,跟叫花子部队差不多,与众不同的是二十九军士兵人手一把镔铁大刀。

    但是,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打出了中国人的士气。接下来的喜峰口战斗中,二十九军血战日军铃木、服部旅团,一战成名。二十九军士兵以大刀和手榴弹对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歼敌五千,喜峰口防线经历多次激战始终屹立不倒。日本《朝日新闻》评论道:“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战后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人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独木难成林。虽然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获得胜利,但中央军第十七军的三个师在古北口却相继被打残,日军从此处突破,造成国民党军队整个防线的崩溃。张少帅引咎辞职,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于1933年5月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的占领,并将冀东、察东列为“非武装区“,任由日军进入。

    对此,罗冀等中下级军官甚为不满,但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们也无可奈何。

    1937年春,日方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科。一切迹象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鬼子的意图可谓是昭然若揭。

    罗冀等人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出日本人的意图,纷纷向上级建议备战,但是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二十九军将士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1937年5月,宋哲元厌倦了和日本人周旋的生活,离开北平回到山东乐陵老家养病。正当宋哲元在家乡享受难得的闲暇之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此时宋哲元认为“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南京方面的指示也是“应战而不求战“。根据这个精神,二十九军各部都按兵不动。三十七师旅长何基沣要求趁丰台日军空虚之际主动攻击,被张自忠制止,丧失了制敌的先机。

    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只是华北日军在宛平一战发现二十九军战力强劲,这才感到兵力不足,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增调部队。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外交斡旋解决事变,于是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日军根据停战协定占据了各个战略要地,和二十九军阵地犬牙交错。这样二十九军只得眼睁睁地看着日军在停战协定的掩护下频繁调动,占据有利攻击位置。一直到7月下旬,宋哲元依然对局势没有清醒认识。这时中央军增援部队已经开到保定、沧州,到这时宋哲元还在担心中央军来抢他的地盘,在24日给委员长的一封信中仍说“刻下拟请均座千忍万忍,暂时委曲求全,将北上各部队稍为后退,以便缓和目前,俾得完成准备。“

    到7月底,日军已经陆续从国内和东北增调第五、六、十、二十师团和独立混成第一、十一旅团到平津地区,加上原来的天津驻屯军,总兵力达到十几万余人。26日晚,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于27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被宋哲元严辞拒绝。

    宋哲元这时才明白战争已经不可避免。27日,宋哲元召开军事会议,准备在8月1日发动进攻,冯治安三十七师会同赵登禹一三二师主力攻丰台,张自忠三十八师攻天津海光寺。

    但是鬼子又走在了前面,他们先发制人,于28日凌晨发动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均发生激战,二十九军仓促应战,局势非常不利。宋哲元将要面临两难选择:平津地区无险可守,日军拥有优势兵力,又占了先机,此战二十九军不但难操胜券,而且连老本都有可能赔上;如果撤退,丢失平津责任重大,无法向南京、向国民交代。宋哲元正犹豫不决之时,噩耗传来,南苑的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主力攻击,董将军阵亡,军部直属部队和一三二师寡不敌众,被击溃。南苑丢失,二十九军防线被拦腰砍断,危在旦夕。

    罗冀叹道:“关于二十九军将士的身份,是我们刻意隐瞒的,主要是感觉到北平从我等手中丢失,实在是脸上无光的很。我们这些人虽然是西北军,但是大部分都是平津人,这里是我们的家,把家拱手送给了日本人,感觉愧对祖先、愧对人民。董将军牺牲之后,我们感动万念俱灰,跟着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干下去,不是当炮灰,也得窝囊死。参军之前,大伙很多人都是义和拳的后代,在日军占领了北平之后,我们一些人不愿随军南撤,便各人愤而离军,散处四方。”

    黄老大补充道:“不过,我们留在这里从来没有停止过抗战,白大哥和将军是拜把子的兄弟,曾经在军中做过副参谋长,为人义薄云天、足智多谋,私下里又是义和拳的头领,他召集我们用拳民的身份继续抗战,也杀了不少的小鬼子,但是这里都是重兵把守,我们所做的也都是杯水车薪。就在这个月的月初,我们的大哥白大哥突然被人莫名其妙的点了,被北平特务机关的鬼子抓进了大牢之中,我们多方奔走营救,但是都没有取得成功。”

    黄老大和宋一天本是董将军身边的贴身卫兵,董将军殉国之时,二人正护着将军的家眷,所以并没有牺牲。此后,黄老大以乞丐的身份混迹在北平城中,打听消息。北平城里到处都是叫花子,以这样的身份倒是也便于掩护。常凌风见黄老大为了给董将军报仇,为了抗日,甘心做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不禁大为感动。宋一天则在京郊拉起了杆子,秘密地召集人马。

    罗冀道:“我们多方打听,白大哥的身份现在还没有暴露,但就在前两天,听说白大哥和一批犯人要被鬼子秘密处决,所以,我们再这里秘密集会,商议对策,制定营救行动。”

    常凌风看到一旁的贤栋眼中泪光闪闪,顿时猜到了他和罗冀口中的白大哥的关系。

    常凌风道:“这批犯人是什么身份打听清楚了吗?”

    罗冀道:“好像是一伙北平的地下党,我怀疑白大哥的被捕也是受了牵连。不过这些地下党们打起鬼子来那是真没得说,之前我们兄弟采取行动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是地下党的几个人拼了命才把他们救出来的。”

    常凌风听罗冀的口气,对北平地下党赞誉有加,他忽然想起了之前秦天也曾经跟自己说过,鬼子北平特务机关急于要处决一批刚刚抓到的地下党人员,算算时间就在两天之后了,难不成这是一回事。

    罗冀看常凌风神情凝重,便问道:“江老板难道也知道这件事?”

    常凌风道:“倒是听几个朋友说起过,具体的情况不大清楚。但是,我建议你们慎重行事。”

    黄老大在桌子上重重地捶了一拳,道:“白大哥是我们的大哥,他现在危在旦夕,纵然是粉身碎骨也要将他从鬼子的手中救出来。”

    罗冀沉思片刻道:“既然江老板的朋友多知道这件事了,说明这件事并不是十分的隐秘啊。”

    黄老大愤愤道:“鬼子还不是为了杀鸡儆猴!”

    罗冀道:“没那么简单,处决犯人的事情,鬼子做的多了,但是为什么这次把消息透露来呢?江老板,你说说你的看法。”

    常凌风道:“我的看法也是持怀疑态度,也许这就是鬼子的一个圈套,意图将营救的人们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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