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贾皇后的本来愿望。于是,三个月后,她就命令杀死了杨骏的楚王司马玮,以谋反的罪名杀了汝南王司马亮,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了司马玮。司马玮杀了士族又杀皇族,自己也被杀,士族的代表和皇族的代表都变成了冤鬼,借刀杀人的贾皇后则掌握了政权。

    贾南风志得意满。

    然而司马家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更是层出不穷。因此九年后,这个女人也被废被杀,罪名是谋杀太子司马遹(读如遇)。司马遹是惠帝司马衷与谢淑媛的儿子,当然为贾皇后所不能容,于是被罗织罪名,诬为谋反,废为平民。但他后来被杀,则是由于赵王司马伦的密谋。

    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九个儿子,原本是贾皇后的党羽。然而他怂恿贾皇后杀太子,却是为了自己夺权。因此太子一死,他就以复仇的名义起兵进宫废了贾皇后。之后又干脆废了晋惠帝,自己做起皇帝来。

    这下子别人不干了。

    首先发难的是司马炎之侄、齐王司马冏(读如窘)。同时起兵响应的,则有司马炎的第十六个儿子、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的堂弟、河间王司马颙(读如庸之阳平),司马炎的第六个儿子、长沙王司马乂(读如义)。结果,司马伦兵败被杀,晋惠帝司马衷复辟。

    政权,又落到齐王司马冏手里。

    司马冏原本也是司马伦的党羽。司马伦废贾皇后,进宫动手的就是他。当时司马冏带兵百人长驱直入,当着皇帝的面一刀就杀了贾皇后的外甥贾谧(读如密)。

    贾皇后问:你来干什么?

    司马冏答:有诏抓捕皇后。

    贾皇后说:诏书都是我发出的,你奉谁的诏?

    司马冏不回答。

    贾皇后又问:起事的是谁?

    司马冏答:赵王。

    贾皇后说:绳子拴在了狗尾巴上,当然是这结果。

    可惜,她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贾皇后的党羽废了贾皇后,司马伦的党羽杀了司马伦,可见政治斗争中不会有永远的朋友,靠阴谋和杀戮起家的西晋皇室则天性贪婪狠毒。因此,司马冏执政不久便被同伙长沙王司马乂所杀,也不奇怪。

    杀了司马冏的司马乂,同样遭到了讨伐。另外两个当年的同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同时起兵并围困洛阳,孤立无援的司马乂则在京师被捕。束手就擒的他被送往对方军中,并被司马颖的部下杀死。

    抓捕司马乂的,是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是司马炎的堂弟,也是“八王之乱”中的第八个王。前面五个(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都死了,后面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与东海王司马越的战争。

    战争几经反复。最后的结果,是司马越反攻胜利,司马颖兵败被杀。战后,司马颙也被谋杀,晋惠帝司马衷则被毒死,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

    五年后,司马越卒,洛阳被外敌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两年后,太子司马业于长安称帝,是为晋愍帝。又过了三年,晋愍帝向入侵的外敌投降,西晋亡。

    从晋武帝司马炎篡魏,到西晋灭亡,共五十一年。从八王之乱起,到西晋灭亡,二十五年。从八王之乱终,到西晋灭亡,十年。可见西晋其实亡于内讧,外敌入侵只不过推了一把,这就是司马炎遭到的报应。

    攻陷洛阳和长安,从而宣告西晋王朝灭亡的,是一个匈奴人建立的政权。此后,北部中国就变成了少数民族的天下,晋皇室则偏安江左,是为东晋。

    五胡十六国的时代开始了。

    五胡入中华  五胡十六国是一团乱麻。

    乱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时期起于西晋惠帝,止于南朝刘宋,历时一百三十六年。其间建立的政权,则其实有十九到二十个。他们有的先后兴替,有的同时并存。最多的时候,竟有八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并立了九到十年。

    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十八国名单如下: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持这种观点的汉人代表当数刘琨。刘琨是中原沦陷之际坚持“敌后抗战”的西晋将领,曾试图策反敌方匈奴人的羯族部将石勒,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胡人反正做不了天子,不如到我们晋朝来做一个名臣。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chin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汉化早就开始了。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后话。

    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寄居在别人的国土上,很是惭愧。

    顾荣则跪下来回答说:王者以天下为家,请陛下不必对迁都一事过于在意。

    这其实就是一种默契了。司马睿代表新政权和北方侨居士族承认江东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土著,顾荣则代表江东土著士族承认司马政权是华夏正宗,并与之合作。从此南北一团和气,东晋和南朝的基业也由此奠定。

    王导成功了。

    显然,没有王导,就没有东晋。

    对此,司马睿心知肚明。因此登基之日,他竟然一再邀请王导跟他同坐御床,接受百官朝贺。王导只好谦恭地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同辉,臣下将如何瞻仰?

    司马睿这才作罢。

    不过,王导没有与东晋皇帝并尊,晋帝也无法与王家争权。东晋初年,行政权在王导手里,军事权则由王导的堂兄王敦掌握。王导内执朝政,王敦外掌兵符,实际权力绝不在皇室之下,时人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究竟是谁家的,岂非一目了然?

    实际上,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只不过这个王朝只有半壁江山,参与政治的权臣也不仅王导一家。准确地说,东晋政治是高级士族轮流坐庄,权威和影响最大的则是四大家族(以执掌朝政先后为序):  王氏:王导;

    庾氏:庾亮;

    桓氏:桓温;

    谢氏:谢安。

    旧时王谢堂前燕,即此之谓。

    的确,对东晋政权贡献最大的,就是王导和谢安。王导开创了基业,谢安则保卫了它。公元383年,前秦皇帝苻坚大举出兵,以压倒优势进攻东晋。执政的谢安以弟弟谢石为统帅,侄子谢玄为先锋,御敌于国门之外,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一举击败了苻坚的进攻。 这就是著名的淝水之战。

    淝水之战意义非凡。当时,北方沦入胡族之手,南方也并未彻底汉化。汉民族和汉文化以江东为壁垒,可谓命悬一线。因此,谢安、谢石和谢玄的胜利,便不但挽救了东晋王朝,也挽救了华夏文明。

    君臣共治,岂非很好?

    可惜,东晋政治虽有“虚君共和”的意味,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晋元帝和他的后代不甘心大权旁落,权臣中也不乏阴谋家和野心家。王敦和桓温就企图篡位,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则终于称帝。毕竟,魏晋两朝皆因“禅让”立国,司马家族也没法不让人模仿他们的祖宗。

    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权臣士族之间(如王导和庾亮、桓温和殷浩),北方士族与南方士族、高级士族与低级士族、世家大族与寒门庶族,也都矛盾重重。

    结果是什么呢?

    动乱频繁。淝水之战前,有王敦之乱、苏峻之乱,以及桓温未遂的篡位图谋。淝水之战后,则有孙恩之乱、桓玄之乱、卢循之乱。苏峻之乱时,建康宫阙被焚毁;桓玄之乱时,国号被改为楚。至于内战,当然更在所难免。

    东晋并不安宁。

    最后的结果,是政权落入庶族出身的刘裕之手,而且把魏代汉、晋代魏的程序也走了一遍。公元420年(元熙二年),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于宋王刘裕。东晋终于在内乱中灭亡,共一百零四年,十一帝。

    刘裕的新王朝国号宋,史称“刘宋”,以区别于后来既有北又有南的“赵宋”。刘裕自己,则为南朝宋武帝。他称帝十九年后,北魏灭亡北凉,魏晋十六国时代终,南北朝时代始(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全线崩溃  从曹魏代东汉,到北魏灭北凉,历史上的“魏晋十六国”共计二百一十九年。加上董卓入京后、曹丕称帝前的东汉之末,刚好二百五十年。如果用最简单的词语来描述这两个半世纪,那就只有一个字—— 乱。

    乱的同时,是腐败。

    腐败几乎是两晋王朝的天性。有一次,晋武帝司马炎问大臣刘毅:爱卿愿意把朕比作汉代的哪个皇帝?

    刘毅答:桓帝、灵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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