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上市公司有误解。公司上市后，由私人公司变成社会化公司，你对公司的所有权都是以股价标定的，投票权与决策权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只要过了大股东禁售期限，那就是随时准备分家的趋势了。”
“你是说，哪个要走？”
“并不能够确定哪个要走。你想想，老董事长，已经走了一部分了。最开始，他不管公司具体事务，就算是部分离开，今天还把部分股权转让掉，拿了现金，是不是算部分分家？社会化的股份公司，股东们来来去去，董事会总在变动，这就是一个进了家门，但随时有分家方案的样子，对不对？”
冬子不太理解，老董事长，自己新手创办的公司，在公司发展好势头的时期，为什么要离开。
为了这事，小袁作了一个分析。假如公司创始人，是办一个养猪厂。那么，辛苦地把猪养大，肯定不单纯为了吃。肯定是为了卖。当年那么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把猪减肥，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公司上市后，估值高出净资产一大截，当然算是好价钱了。在公司发展最为兴旺时，卖出自己的股票，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一个养猪的，对自己养育的生猪再有感情，他最终的目的，也是要卖掉它的。除非，你把它当种猪，才会保留很多年。
这个比喻虽然有些粗俗，但也不无道理。
小袁继续解释到，还有一个原因，促使老董事长的部分退让。那就是，在与另一位创始人的博弈中，他落了下风，与其将自己的所有钱财掌握在别人手中，不如落袋为安。况且，新来的战略投资者，给他转让的股份，有一个好的价钱。况且，听小道消息说，老董事长的儿子，在美国发展。
“哟，他儿子还很了不起呢。”冬子感叹到，能够在美国发展的人，至少英语比较好吧？
“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普通的富二代而已。”小袁轻蔑地说到：“他出身的起点，也许我们一辈子努力，到了顶点也赶不上他。听说他在美国经营一个进出口公司，还炒点房地产。当然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的房地产现在是个低点。但这都不是主要的。”
按小袁听到的消息，老董事长的儿子，与部分普通富二代一样，当年在国内读中学成绩一般，考上个二本都很困难。所以，父亲花钱，把他搞到美国读大学。当然，也通过投资移民，把儿子老婆的身份，搞成了美国人。要知道，投资移民的门槛看起来很高，其实就是有钱就行。你觉得高，是因为你钱不够。
他儿子在美国，而这个战略投资者，据说也有华尔街的资金，所以，进入公司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事还很难说。
“好不容易摆脱了意大利，又来了美国人。”冬子感叹到。这个公司，原来是跟意大利品牌做代工的，后来自创品牌做大了，才具备了上市资格。
“其实，老董事长跟新总经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们在董事会，至少在今天，是站在一起的，这是明显的。老董事长拿到钱，部分退出权力中枢，还有另外的打算。”
“什么打算？”
“狡兔三窟呗。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总有危险的成分。所以，中国有资产，美国有资产。他是中国人，他老婆孩子是美国人，哪里不安定，就往另一个方向跑，有这种打算的大老板多了去了。”
冬子不太理解，一个人非要离开故乡祖国，往外国跑。偶尔去去是新鲜，长住那里，对于老董事长这个岁数的人，真的合适么？
小袁说了这方面的想法。其实，这不仅是为资产安全考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对中国目前这个大时代，还不太信任。他们可以说是因为时代背景与政策开放红利，得到了好处，但对这种红利持续的模式与时间的长度，不够信任，总害怕政策变化或者发展受限，自己的资金不安全。
其实，这种不信任，是他们没有充分理解中国目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变化如此之快，从经济方式到个人生活到国家政策，发展如此迅猛，绝大部分人是不太理解的。
人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总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混得差的人，总想回到过去人民公社的时代，反正大家都一样穷，也就没什么可报怨的。进入存量时代，只要没有博弈，大家也过得自然。
还有一些时代的受益者，对自己为什么受益无法理解。总觉得，这是偶然的运气。天底下哪有这么多好运气的人呢？这肯定有巨大的时代逻辑。中国已经走上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在飞速发展的增量时代，人人都会是受益者。
但一些人受益太快太大，自己都不敢相信，这种好运会持续下去，所以，按人的本能，对无法理解的东西，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就有移民的冲动。
“那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吗？在美国就安全？”
“美国有两样好东西，他们以为自己去了就会更安全。第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钱多是大爷。钱多的人，有时杀了人都可以无罪，很长历史都是这样。当然这事中国偶尔也有，但是小概率事件。所以，有钱人的天堂，这句话不是白说的，是有大量事实支撑，有国家体制保障的。第二样好东西，就是国家强大，外来入侵以及外部压力能够承受，所以能够保持国家的相对稳定。当你的钱到了只剩下数字意义之时，你对安全的需求就更大了。所以，他们认为，那里安全。”
“对啊，这两条理由，很有说服力啊。”冬子觉得，小袁所说的理由，已经可以解释老董事长的心态了。
“但是，他们忽视了另外的因素。仅就美国而言，有些不利因素，他们没有仔细考虑。第一，他们没考虑增长。美国的增长不是说没有，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跟中国比较，就不成样子了。在你挣钱的阶段，你离开赛场，在你能够当运动员的时候，你当观众，等于是丧失了机遇，是要付出机会成本的。”
冬子对机会成本这个词，还是有些理解的。最近两个月，在办公室，他不仅看了图片，还看了公司的报告及分析材料，还看了大量的经营资料，有了一些经济学概念。
但小袁怕他不太懂，就举了个例子。“假如老董事长，现在就全部卖出他手上的股票，他能够套现大约二十几个亿。但是，中国在发展，公司的规模在扩张，现在的董事长的财富增长速度，肯定会超过老董事长的，对不对？”
这个好懂，冬子点了点头。
“这只是从挣钱的角度讲。从安全角度讲，也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有几个华人能够混到上流社会的？百人会的成员，有几个是新移民？”
“什么是百人会？”
“就是在美国上流社会中有一定名望的华人团体。这些人，大多数是上一辈人就到了美国，或者至少也是几十年前就进入美国的。但他们中，政治家是极少的，最厉害的，也不过是个州议员。但是，老董事长，今天在中国，已经就是广东省政协委员了，仅用了十几年的奋斗，就到了这个政治地位。所以，在美国去，丢掉政治上的优势到得到政治上的弱势，是划不来的。更莫说对华人的莫些误解与歧视，总是偶尔有所发生。”
冬子觉得，这种以职位论高低的政治分析，好像说得通，但又有些不全面。但是，你能够要求一个正在喝酒的人，说话那么精准么？
“第三一点可能大部分人没想到。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存量博弈的阶段了。什么意思？普通人财富增长与社会地位流动的路不通畅了。有数据显示，普通美国人的实际工资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几十年没有像样的增长了。在这种典型的存量阶段，就存在博弈了。政治因素会越来越强地影响每个人，而你作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处境会开始下降。而中国，却恰恰相反，我们处于增量的阶段，政治就会保持着稳定。大家都在考虑生产，而分配的权重，是比较小的。”
冬子从小袁的说话中，得到几个直观的论点。比如政治是与分配有关，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却直接来源于生产。一个兴旺而上升阶段的国家，肯定是最注重生产的。而处于存量博弈的国家，更注重分配，或者政治变化大。变化大是中性词，如果用贬义词，就是政治不稳定。
那么，政治不稳定，也会带来资金的不安全，甚至这种不安全，会涉及到人身安全问题，那可是要命的东西。小袁还介绍了过去在南洋的几个国家中，出现的排华事件，以及欧洲的种族事件，那种残忍与危险，让人害怕。
“我觉得，老董事长两边下注，也算是理性的。人人都会为自己考虑，无可厚非。他保留部分股票，保留中国籍，保留政协委员，这不也是对中国有信心的表现吗？”
“当然，一个人成功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有头脑的。但是，他的错误对于公司来说，就是一种判断失误。”
“什么失误？”
“方向上的失误。”小袁喝了口酒：“新总经理以效益为名进行改革，表现上是增量改革的口号，但实质上，是基于存量博弈的分配行为，这在方向上，是错误的。”
这一段就需要冬子细问了，反正酒也多菜也热，小袁倒不急不慢地解释起来。
如果要从效益角度出发，需要改善的部门，应该是销售部门与生产部门。因为产品是公司的核心，是效益产生的起点与终端。但是，财务管理制度，虽然能够节约出管理的小钱来，但终究是一种分配制度的改变。在增量发展阶段，以分配为重点，这个方向就错了。
“将军赶路，不打兔子。”小袁用了这个俗话来说明。将军赶路是为了战斗的胜利，而兔子这点小利，要花时间和精力来打它，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做大事的人，必须以大事为重点。如果一上台，就把精力放在权力的争夺上，放在小利的盘算上，那就没有做大事的气魄与打算。
正是因为这一点，董事长才在董事会里占了上风。毕竟董事会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人移民出去，也没有稀释股票，没有转移财产。他们大多数都看好公司的前途，所以，这事经过董事长一明说，大家就反对那个账务改革方案了。
“既然董事会的观点达成了一致，大家都为发展而来，今后的争斗，恐怕要少些了吧？”
“不可能，会有很长时期的争斗。”小袁一拍大腿：“哎呀，神仙打架，难为小民。如果领导们都在内耗，公司效益不好了，我们拿的资金，是不是也要缩水呢？”
他还没有解释为什么有长期争斗，但把利益链联系到我们自身，这让冬子觉得，他不是一个空讲理论的人。公司的利益，其实关乎每个员工。
“这是我的猜测，没过硬的证据，我是说假如。”小袁停顿了一下，他的脸已经红透了，所以讲话的口气更为激烈，内容就讲得更为偏激。
“假如，新的总经理，真的是代表华尔街资本，那就麻烦了。”
“投资是为了赚钱，如果公司效益好，他的收益高，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嘛。”冬子觉得，自己这个理由很充分。
“不一定啊。兄弟，他们可能是来赚快钱的。如果是来赚快钱，他就分以权力斗争与分配为主，不太专注长期发展了。如果真是这样，你我恐怕在公司干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在冬子看来，快钱慢钱都是挣全，只要利润率高了，效果都差不多。但是在小袁的解释下，他明白了其中的区别。小袁的大学全称是财经政法大学，他也听了许多财经讲座，也有美国回来的学者当教授的，当然，他本人也认真学习过海商法以及大量的美国经济类法律。
在美国的投资者中，有挣慢钱挣快钱的两类公司。挣慢钱的，比如像巴菲特，搞价值投资，长线投资。从养猪开始投入饲料，最终等猪肥了，才开始收获。这种公司投资，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把实体经济的成长与自身投资效益合为一体了。
但是，近些年，华尔街还出现了大量的挣快钱的公司。有些公司已经很有名，比如直接在市场上炒股票炒外汇，比如很多对冲基金。但是这些基金虽然利润大，风险也很大。有赌博的成分。更多的公司，是入股一些企业，取得控制权后，进行财务包装，最后转手股分，是来吃差价的，这种公司，也属于挣快钱的。
这后两种挣快钱的投资，本质上与华尔街经理的考核目标有关。本质上，经理是与公司所有人，是雇佣关系。那么公司股东对经理的报酬，就是业绩考核。比如你给公司挣了一个亿，公司给你一百万的报酬。
但到今天这个时代，进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垄断时代，过度的金融操作，已经扭曲了市场。结果之一，是公司的经理流动太快，股东变得没耐心，只希望挣快钱。那么投资经理，就得用最短的时间，挣得最大的利润，至少，从自身报酬来说，可以做到最大化。
在美国08年金融危机时，许多投资公司给美国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并不影响他获取了巨额的业绩报酬，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挣快钱的机制造成的。
我在时歌舞升平，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怎么做到利润最大化呢？传统的做法是生产与销售，也就是正常经营的利润。但是，一个行业，只要发展成熟了，它的利润总是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中上下波动的。目前，中国的卫浴行业，头部企业就有十几家，竞争充分，发展均衡，没有垄断暴利可言。
那要想挣得比平均利润率高得多的业绩，怎么办？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更多地改变财务核算机制，虽然不能说它是在做假账，但至少，是有些虚高。把十块钱的东西算成是十五块的。并且尽可能地，把十五块全部拿走。也就是分配问题，让其他股东少分点，让自己多分点。这就是博弈思维了，是个零和游戏。
第二种办法就是包装，利用所谓无形资产、品牌估值等虚幻的概念，对公司进行包装，忽悠接盘者给出高价，他高位脱手。
冬子注意到，这些都与股价有关。问到：“是不是通过股票市场呢？”
“战略投资者一般不这样搞，在一级市场就可以操作了。拼盘者可以在股票市场搞，收割大众的钱，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按你这样说，引进所谓战略投资者，恐怕要谨慎，要不然，会把公司掏空的。”
“有这样的例子，但你如果遇到暴力收购，你也没办法。”
这又是一个新概念。冬子原来对这些知识没有接触，虽然与自己关系不大，但年轻人的好奇心让他提出了问题。
“既然公司的股票是公开交易的，那么就有人，为了争夺公司的控制权来在市场上公开收购股权，最终进入董事会，参与甚至控制你的决策。毕竟董事会，是按股投票、同股同权的。”
小袁也承认：“对这些事，我也不专业，但是暴力收购，每天都在发生，或在明面，或在暗里。”
冬子问到：“股票就那多，那不是越买越贵？那么，成本就摊高了，到时卖出去，是不是有亏本的风险？”
“你我了解的知识太少。当然据我所知，有对赌的方式约来资金，也有背后投资公司的大资金砸盘，也有放假消息先弄低你的股价，还有暗箱操作里应外合的，市场如同战场，不是局中人，哪里晓得其中的凶险。”小袁伸了伸懒腰，好像他的话题要接近尾声，但看到冬子探寻的眼神，好为人师的本性暴发，继续着他的话题。
“其中，竞争对手操作的暴力收购，在市场上更为恶劣。”小袁说到：“但某些操作，又在法律上是许可的，这怎么办？”
“那不是法律有漏洞吗？”
“只要是既定的法律，肯定有漏洞。法律的两个来源，一个是过去的经验，但新的规避办法被不停地创造出来，用过去的经验来规范未来的事情，这个漏洞的可能性，几乎是天生就存在的。”
这个逻辑讲得通。比如网络这事，网络赌博的认定，就比较麻烦。这个是冬子熟悉的东西，他看到一些游戏中，不是赌的钱，而是赌的装备或者升级某某道具的，这个在法律上就难以认定。以往法律认定赌博时，或者量刑定性时，往往是依据金额大小。这些金额没明码标价，不好确认。况且，虽然它单位金额很小，对一个人的经济损失小，但架不住网络参与者数目庞大，况且流动性高，搜集证据也会出现困难。
“还有一个漏洞，那就来自于逻辑。比如前面所说，根据以往经验，是海洋法系常见的，因为它的核心是判例法。而大陆法系是条文为基础的，建立在逻辑之上。你知道，逻辑是有用的，是正确的工具。但是，它所能够涵盖的范围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无法容纳无限的社会生活，所以，漏洞在法律产生的根源上，就已经天生了。”
冬子想了想，也真是。把中国的法律归结起来，也不过几十百把本书，怎么么可以穷尽社会丰富的实践呢？况且，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变动，是全新的，不要说立法者无法清楚地理顺它，就是身处其中的从业人员，也无法看清本行业的全貌。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你是说，哪个要走？”
“并不能够确定哪个要走。你想想，老董事长，已经走了一部分了。最开始，他不管公司具体事务，就算是部分离开，今天还把部分股权转让掉，拿了现金，是不是算部分分家？社会化的股份公司，股东们来来去去，董事会总在变动，这就是一个进了家门，但随时有分家方案的样子，对不对？”
冬子不太理解，老董事长，自己新手创办的公司，在公司发展好势头的时期，为什么要离开。
为了这事，小袁作了一个分析。假如公司创始人，是办一个养猪厂。那么，辛苦地把猪养大，肯定不单纯为了吃。肯定是为了卖。当年那么努力地工作，就是为了把猪减肥，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
公司上市后，估值高出净资产一大截，当然算是好价钱了。在公司发展最为兴旺时，卖出自己的股票，这是最聪明的做法。一个养猪的，对自己养育的生猪再有感情，他最终的目的，也是要卖掉它的。除非，你把它当种猪，才会保留很多年。
这个比喻虽然有些粗俗，但也不无道理。
小袁继续解释到，还有一个原因，促使老董事长的部分退让。那就是，在与另一位创始人的博弈中，他落了下风，与其将自己的所有钱财掌握在别人手中，不如落袋为安。况且，新来的战略投资者，给他转让的股份，有一个好的价钱。况且，听小道消息说，老董事长的儿子，在美国发展。
“哟，他儿子还很了不起呢。”冬子感叹到，能够在美国发展的人，至少英语比较好吧？
“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个普通的富二代而已。”小袁轻蔑地说到：“他出身的起点，也许我们一辈子努力，到了顶点也赶不上他。听说他在美国经营一个进出口公司，还炒点房地产。当然金融危机过后，美国的房地产现在是个低点。但这都不是主要的。”
按小袁听到的消息，老董事长的儿子，与部分普通富二代一样，当年在国内读中学成绩一般，考上个二本都很困难。所以，父亲花钱，把他搞到美国读大学。当然，也通过投资移民，把儿子老婆的身份，搞成了美国人。要知道，投资移民的门槛看起来很高，其实就是有钱就行。你觉得高，是因为你钱不够。
他儿子在美国，而这个战略投资者，据说也有华尔街的资金，所以，进入公司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事还很难说。
“好不容易摆脱了意大利，又来了美国人。”冬子感叹到。这个公司，原来是跟意大利品牌做代工的，后来自创品牌做大了，才具备了上市资格。
“其实，老董事长跟新总经理，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个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们在董事会，至少在今天，是站在一起的，这是明显的。老董事长拿到钱，部分退出权力中枢，还有另外的打算。”
“什么打算？”
“狡兔三窟呗。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里，总有危险的成分。所以，中国有资产，美国有资产。他是中国人，他老婆孩子是美国人，哪里不安定，就往另一个方向跑，有这种打算的大老板多了去了。”
冬子不太理解，一个人非要离开故乡祖国，往外国跑。偶尔去去是新鲜，长住那里，对于老董事长这个岁数的人，真的合适么？
小袁说了这方面的想法。其实，这不仅是为资产安全考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对中国目前这个大时代，还不太信任。他们可以说是因为时代背景与政策开放红利，得到了好处，但对这种红利持续的模式与时间的长度，不够信任，总害怕政策变化或者发展受限，自己的资金不安全。
其实，这种不信任，是他们没有充分理解中国目前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变化如此之快，从经济方式到个人生活到国家政策，发展如此迅猛，绝大部分人是不太理解的。
人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总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感。混得差的人，总想回到过去人民公社的时代，反正大家都一样穷，也就没什么可报怨的。进入存量时代，只要没有博弈，大家也过得自然。
还有一些时代的受益者，对自己为什么受益无法理解。总觉得，这是偶然的运气。天底下哪有这么多好运气的人呢？这肯定有巨大的时代逻辑。中国已经走上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在飞速发展的增量时代，人人都会是受益者。
但一些人受益太快太大，自己都不敢相信，这种好运会持续下去，所以，按人的本能，对无法理解的东西，采取回避的态度，所以就有移民的冲动。
“那外国的月亮就一定圆吗？在美国就安全？”
“美国有两样好东西，他们以为自己去了就会更安全。第一样，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钱多是大爷。钱多的人，有时杀了人都可以无罪，很长历史都是这样。当然这事中国偶尔也有，但是小概率事件。所以，有钱人的天堂，这句话不是白说的，是有大量事实支撑，有国家体制保障的。第二样好东西，就是国家强大，外来入侵以及外部压力能够承受，所以能够保持国家的相对稳定。当你的钱到了只剩下数字意义之时，你对安全的需求就更大了。所以，他们认为，那里安全。”
“对啊，这两条理由，很有说服力啊。”冬子觉得，小袁所说的理由，已经可以解释老董事长的心态了。
“但是，他们忽视了另外的因素。仅就美国而言，有些不利因素，他们没有仔细考虑。第一，他们没考虑增长。美国的增长不是说没有，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跟中国比较，就不成样子了。在你挣钱的阶段，你离开赛场，在你能够当运动员的时候，你当观众，等于是丧失了机遇，是要付出机会成本的。”
冬子对机会成本这个词，还是有些理解的。最近两个月，在办公室，他不仅看了图片，还看了公司的报告及分析材料，还看了大量的经营资料，有了一些经济学概念。
但小袁怕他不太懂，就举了个例子。“假如老董事长，现在就全部卖出他手上的股票，他能够套现大约二十几个亿。但是，中国在发展，公司的规模在扩张，现在的董事长的财富增长速度，肯定会超过老董事长的，对不对？”
这个好懂，冬子点了点头。
“这只是从挣钱的角度讲。从安全角度讲，也是不一样的。在美国，有几个华人能够混到上流社会的？百人会的成员，有几个是新移民？”
“什么是百人会？”
“就是在美国上流社会中有一定名望的华人团体。这些人，大多数是上一辈人就到了美国，或者至少也是几十年前就进入美国的。但他们中，政治家是极少的，最厉害的，也不过是个州议员。但是，老董事长，今天在中国，已经就是广东省政协委员了，仅用了十几年的奋斗，就到了这个政治地位。所以，在美国去，丢掉政治上的优势到得到政治上的弱势，是划不来的。更莫说对华人的莫些误解与歧视，总是偶尔有所发生。”
冬子觉得，这种以职位论高低的政治分析，好像说得通，但又有些不全面。但是，你能够要求一个正在喝酒的人，说话那么精准么？
“第三一点可能大部分人没想到。美国现在已经进入存量博弈的阶段了。什么意思？普通人财富增长与社会地位流动的路不通畅了。有数据显示，普通美国人的实际工资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几十年没有像样的增长了。在这种典型的存量阶段，就存在博弈了。政治因素会越来越强地影响每个人，而你作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处境会开始下降。而中国，却恰恰相反，我们处于增量的阶段，政治就会保持着稳定。大家都在考虑生产，而分配的权重，是比较小的。”
冬子从小袁的说话中，得到几个直观的论点。比如政治是与分配有关，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却直接来源于生产。一个兴旺而上升阶段的国家，肯定是最注重生产的。而处于存量博弈的国家，更注重分配，或者政治变化大。变化大是中性词，如果用贬义词，就是政治不稳定。
那么，政治不稳定，也会带来资金的不安全，甚至这种不安全，会涉及到人身安全问题，那可是要命的东西。小袁还介绍了过去在南洋的几个国家中，出现的排华事件，以及欧洲的种族事件，那种残忍与危险，让人害怕。
“我觉得，老董事长两边下注，也算是理性的。人人都会为自己考虑，无可厚非。他保留部分股票，保留中国籍，保留政协委员，这不也是对中国有信心的表现吗？”
“当然，一个人成功到这种程度，肯定是有头脑的。但是，他的错误对于公司来说，就是一种判断失误。”
“什么失误？”
“方向上的失误。”小袁喝了口酒：“新总经理以效益为名进行改革，表现上是增量改革的口号，但实质上，是基于存量博弈的分配行为，这在方向上，是错误的。”
这一段就需要冬子细问了，反正酒也多菜也热，小袁倒不急不慢地解释起来。
如果要从效益角度出发，需要改善的部门，应该是销售部门与生产部门。因为产品是公司的核心，是效益产生的起点与终端。但是，财务管理制度，虽然能够节约出管理的小钱来，但终究是一种分配制度的改变。在增量发展阶段，以分配为重点，这个方向就错了。
“将军赶路，不打兔子。”小袁用了这个俗话来说明。将军赶路是为了战斗的胜利，而兔子这点小利，要花时间和精力来打它，是一种时间上的浪费。做大事的人，必须以大事为重点。如果一上台，就把精力放在权力的争夺上，放在小利的盘算上，那就没有做大事的气魄与打算。
正是因为这一点，董事长才在董事会里占了上风。毕竟董事会里的其他成员，没有人移民出去，也没有稀释股票，没有转移财产。他们大多数都看好公司的前途，所以，这事经过董事长一明说，大家就反对那个账务改革方案了。
“既然董事会的观点达成了一致，大家都为发展而来，今后的争斗，恐怕要少些了吧？”
“不可能，会有很长时期的争斗。”小袁一拍大腿：“哎呀，神仙打架，难为小民。如果领导们都在内耗，公司效益不好了，我们拿的资金，是不是也要缩水呢？”
他还没有解释为什么有长期争斗，但把利益链联系到我们自身，这让冬子觉得，他不是一个空讲理论的人。公司的利益，其实关乎每个员工。
“这是我的猜测，没过硬的证据，我是说假如。”小袁停顿了一下，他的脸已经红透了，所以讲话的口气更为激烈，内容就讲得更为偏激。
“假如，新的总经理，真的是代表华尔街资本，那就麻烦了。”
“投资是为了赚钱，如果公司效益好，他的收益高，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嘛。”冬子觉得，自己这个理由很充分。
“不一定啊。兄弟，他们可能是来赚快钱的。如果是来赚快钱，他就分以权力斗争与分配为主，不太专注长期发展了。如果真是这样，你我恐怕在公司干的时间，都不会很长。”
在冬子看来，快钱慢钱都是挣全，只要利润率高了，效果都差不多。但是在小袁的解释下，他明白了其中的区别。小袁的大学全称是财经政法大学，他也听了许多财经讲座，也有美国回来的学者当教授的，当然，他本人也认真学习过海商法以及大量的美国经济类法律。
在美国的投资者中，有挣慢钱挣快钱的两类公司。挣慢钱的，比如像巴菲特，搞价值投资，长线投资。从养猪开始投入饲料，最终等猪肥了，才开始收获。这种公司投资，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把实体经济的成长与自身投资效益合为一体了。
但是，近些年，华尔街还出现了大量的挣快钱的公司。有些公司已经很有名，比如直接在市场上炒股票炒外汇，比如很多对冲基金。但是这些基金虽然利润大，风险也很大。有赌博的成分。更多的公司，是入股一些企业，取得控制权后，进行财务包装，最后转手股分，是来吃差价的，这种公司，也属于挣快钱的。
这后两种挣快钱的投资，本质上与华尔街经理的考核目标有关。本质上，经理是与公司所有人，是雇佣关系。那么公司股东对经理的报酬，就是业绩考核。比如你给公司挣了一个亿，公司给你一百万的报酬。
但到今天这个时代，进入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垄断时代，过度的金融操作，已经扭曲了市场。结果之一，是公司的经理流动太快，股东变得没耐心，只希望挣快钱。那么投资经理，就得用最短的时间，挣得最大的利润，至少，从自身报酬来说，可以做到最大化。
在美国08年金融危机时，许多投资公司给美国市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并不影响他获取了巨额的业绩报酬，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挣快钱的机制造成的。
我在时歌舞升平，哪管死后洪水滔天。
怎么做到利润最大化呢？传统的做法是生产与销售，也就是正常经营的利润。但是，一个行业，只要发展成熟了，它的利润总是在社会平均利润率中上下波动的。目前，中国的卫浴行业，头部企业就有十几家，竞争充分，发展均衡，没有垄断暴利可言。
那要想挣得比平均利润率高得多的业绩，怎么办？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就是更多地改变财务核算机制，虽然不能说它是在做假账，但至少，是有些虚高。把十块钱的东西算成是十五块的。并且尽可能地，把十五块全部拿走。也就是分配问题，让其他股东少分点，让自己多分点。这就是博弈思维了，是个零和游戏。
第二种办法就是包装，利用所谓无形资产、品牌估值等虚幻的概念，对公司进行包装，忽悠接盘者给出高价，他高位脱手。
冬子注意到，这些都与股价有关。问到：“是不是通过股票市场呢？”
“战略投资者一般不这样搞，在一级市场就可以操作了。拼盘者可以在股票市场搞，收割大众的钱，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了。”
“按你这样说，引进所谓战略投资者，恐怕要谨慎，要不然，会把公司掏空的。”
“有这样的例子，但你如果遇到暴力收购，你也没办法。”
这又是一个新概念。冬子原来对这些知识没有接触，虽然与自己关系不大，但年轻人的好奇心让他提出了问题。
“既然公司的股票是公开交易的，那么就有人，为了争夺公司的控制权来在市场上公开收购股权，最终进入董事会，参与甚至控制你的决策。毕竟董事会，是按股投票、同股同权的。”
小袁也承认：“对这些事，我也不专业，但是暴力收购，每天都在发生，或在明面，或在暗里。”
冬子问到：“股票就那多，那不是越买越贵？那么，成本就摊高了，到时卖出去，是不是有亏本的风险？”
“你我了解的知识太少。当然据我所知，有对赌的方式约来资金，也有背后投资公司的大资金砸盘，也有放假消息先弄低你的股价，还有暗箱操作里应外合的，市场如同战场，不是局中人，哪里晓得其中的凶险。”小袁伸了伸懒腰，好像他的话题要接近尾声，但看到冬子探寻的眼神，好为人师的本性暴发，继续着他的话题。
“其中，竞争对手操作的暴力收购，在市场上更为恶劣。”小袁说到：“但某些操作，又在法律上是许可的，这怎么办？”
“那不是法律有漏洞吗？”
“只要是既定的法律，肯定有漏洞。法律的两个来源，一个是过去的经验，但新的规避办法被不停地创造出来，用过去的经验来规范未来的事情，这个漏洞的可能性，几乎是天生就存在的。”
这个逻辑讲得通。比如网络这事，网络赌博的认定，就比较麻烦。这个是冬子熟悉的东西，他看到一些游戏中，不是赌的钱，而是赌的装备或者升级某某道具的，这个在法律上就难以认定。以往法律认定赌博时，或者量刑定性时，往往是依据金额大小。这些金额没明码标价，不好确认。况且，虽然它单位金额很小，对一个人的经济损失小，但架不住网络参与者数目庞大，况且流动性高，搜集证据也会出现困难。
“还有一个漏洞，那就来自于逻辑。比如前面所说，根据以往经验，是海洋法系常见的，因为它的核心是判例法。而大陆法系是条文为基础的，建立在逻辑之上。你知道，逻辑是有用的，是正确的工具。但是，它所能够涵盖的范围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无法容纳无限的社会生活，所以，漏洞在法律产生的根源上，就已经天生了。”
冬子想了想，也真是。把中国的法律归结起来，也不过几十百把本书，怎么么可以穷尽社会丰富的实践呢？况且，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生活变动，是全新的，不要说立法者无法清楚地理顺它，就是身处其中的从业人员，也无法看清本行业的全貌。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