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螟灾的主要特点是虫口密度高、年发世代多、受害程度重、持续时间长。当前稻螟已取代八十年代的稻飞虱、九十年代的棉铃虫而成为影响我国粮食生产以至农业发展的头号害虫。
齐政得知这个消息后不敢怠慢，前往江右省的鄱阳湖平原一探究竟。
二化螟一般在混栽稻区、单季稻区和间作稻区，发生比较严重；鄱阳湖平原作为双季连作稻区，发生比较轻。眼下发生的虫害主要是三化螟。
三化螟是我国水稻重要害虫，且只为害水稻。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主要稻区，特别是沿海、长江流域平原地区为害严重。
齐政在稻田边，可以看到，三化螟幼虫蛀入孔主要在水稻茎秆基部，伤口较整齐。
幼虫蛀食稻茎杆，苗期至拔节期可导致枯心，孕穗至抽穗期可导致“枯孕穗”或“白穗”，以致颗粒无收。
齐政见状不禁皱眉。
杜为民介绍道“一般来说，分蘖期和孕穗至破口露穗期这两个生育期，才是水稻受螟害的‘危险生育期’。但今年的温度上升，稻螟得以提前孵化和侵入为害。”
过去二十年是近百年甚至万年以来的最暖时期。在我国主要稻区，近几十年明显出现冬暖、秋热秋长、春旱，导致稻螟的活动期延长，世代数增加，越冬成活率提高，有利于种群增长。
“跟我们嘉谷合作的种植户，本来在公司的指导下，秧苗移栽前都打好超级送嫁药，能有效预防大田稻瘟病和稻螟虫害的发生。”
说到这杜为民也是相当的郁闷“可惜不是所有的农户都与我们合作，分散的经营使得农村出现大量滞治和部分漏治田块。再加上许多农民不掌握虫情，因此无法适时施药，导致滞治，错过用药适期；又或者用药品种不对口，效果锐减。造成其中虫口数量惊人，成为重要虫源地。”
“稻螟幼虫能转移为害，很多跟我们达成合作的耕地区，现在也面临着稻螟灾害的威胁……”
齐政也不禁扶额，真的是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太坑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就拿江右省来看，去年早稻田每公顷二化螟卵块数平均为三万块，相比于97年上升了八倍，说明稻螟虫害的隐患相当大，简直可怕。”杜为民将政府的资料一分析，就看出其中的严重问题。
对此，稻田主董启军深有体会“稻螟虫害大爆发时，水稻受害情况空前严重，部分田块触目惊心。严重危害的相当一部分田块看上去像秋天的芦苇滩，健穗反而难以见到。”
“就在前年，我们省第四代二化螟大发生，水稻绝收面积上千公顷。因为其中二化螟幼虫太多，不仅收不上稻谷，而且稻草也不能作饲草用，受灾农民因此破产的不在少数。”
稻螟的大爆发不是偶然的。
水稻耕作制度是影响稻螟种群消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主要稻区水稻耕作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具体表现为双季稻面积缩小，单季稻面积扩大，纯双季稻区出现大比例的“四稻”、“五稻”混栽布局，稻螟食料和栖息场所的“桥梁田”增多，导致三化螟数量急剧回升以至爆发。
水稻品种也显著影响稻螟的发生数量。我国大力推的广杂交水稻，最适于稻螟的钻蛀取食和生长发育。
即使常规稻，目前主栽品种也是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偏晚熟，全季生育期延长，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虫的生长发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广的“嘉籼1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稻螟是人为害虫。
按食物链观点，决定生物种群数量的正负作用力是“生”与“死”。
既然人类无意中了稻螟如此丰厚的食物，它们吃得多、生得多、长得快就不足为奇了。“死”则来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还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治虫整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分散经营使得农村治虫整体水平下降——首先是虫情信息传递不到位。
“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
第197章 联合杀虫，灭子绝孙
对于害虫这玩意，干就完事了。
要说稻螟的防治办法，其实还真的不少。
化学农药是最直接的手段，也是防治虫害不可缺少的一种药剂，尤其是在发生突发病情时，化学农药的防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但对于嘉谷农资来说，要注意药剂的选择，要以高效低毒的品种为主。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一定要注意用量与药剂的浓度，虫害小的时候最好是挑治。
采纳物理防治也是一种办法。可用装置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或是利用性诱剂放置诱捕器诱杀害虫。但这是稻螟成虫羽化始期才能采取的措施，如今还多是幼虫，不适用！
生物防治的办法自然最环保。
稻螟的天敌很多，卵期有赤眼蜂，黑卵蜂，啮小蜂的寄生；幼虫的天敌属寄生性的有小茧蜂，病原真菌，细菌及线虫等。
因此可以运用天敌控害。维护青蛙、黑卵蜂、啮小蜂等田间天敌，充分发挥天敌的天然控害作用；或栽培诱虫植物诱杀螟虫，在路途、水沟、田边栽培香根草、苏丹草等多年生植物，诱杀螟虫。
但是目前生物防治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且不说投入，效果实在太慢了，等到生物防治起作用，估计稻螟都已经成灾了，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当然，还有理论上最完美的微生物农药，因为微生物农药的效果是比较强的，而且毒性小，基本没有残留，在优质的水稻上理应大力使用。
除了价格！
与嘉谷农资合作的农民们面对微生物农药的账单，都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价格太高了，根本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所以综合起来，嘉谷农资只能为农民们化学农药服务，另外就是辅以在田埂边栽培诱虫植物以诱杀螟虫。
当然，嘉谷农资也只能兼顾与公司达成合作的种植户，其他“散户”就要靠政府了。
治虫，可以说是人类与害虫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战争就需要高度组织纪律性，而政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组织和指挥者，尤其在小农经济国家，只应加强，不能削弱。
因此嘉谷农资也与政府江右省政府通力合作，建议或交换相关信息，尽力实施统一防治，消灭防治工作死角。
这种时候就能体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对病虫害统一防治、生态防治的整体效能了。
嘉谷在岷省南开市的仙茗大米种植基地，就在江右省隔壁，但在江右省面临着稻螟灾害爆发的威胁时，南开市基本是波澜不惊。
南开市的耕地都被嘉谷纳入了统一管理，既在冬天和春耕时统一灭杀虫卵，又大规模推广“鸭稻共生”模式，稻螟在这边根本掀不起半点风浪——来多少都是送菜的。
即使有漏网之鱼，嘉谷都是采用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基本万无一失——土豪就是有资格任性。
事实上，只要看到仙茗大米稻田里的青蛙，就足以将虫害抛在脑后了。青蛙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以害虫为食，所以嘉谷在稻田中投入了适量的青蛙，只要青蛙的数量足够，比一切害虫的防治方法都要好使。
当然，放眼全国，化学农药还是绝对的第一选择。
农药每年为我国平均挽回粮食五千万吨、蔬菜一千五百万吨、水果六百万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以上，从投入产出来看，每使用一元钱的农药，可获得十到二十元的直接经济收益。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没有化学农药所的保障，我们农业的粮食安全、谷物自给是根本做不到的。
即使是嘉谷，也只能承认，就目前植物保护科学发展的水平，化学防治仍然是最方便、最稳定、最迅速、最有效、最廉价的防治手段，尤其是当遇到突发性、入侵性生物灾害发生时，尚无任何防治方法能够替代化学农药。
虽然为了减少农药使用，无论是嘉谷还是国家，都在大力推广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全面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综合利用生物、物理、栽培等措施来防治病虫害。
但除了局部有机农业生产和少数森林病虫害外，只依靠天敌防治病虫害是不现实的，国内外都是这样。
至于大家普遍担忧的毒性？
在国内，大多数人心中的农药实际是指杀虫剂，尤其是高毒的有机磷等产品。但大家还要知道，农药还包括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其他产品。现在很多农药产品的毒性，其实比食盐还低。
而且，我国在禁用和淘汰高毒农药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禁用的品种是世界最多的。所以农药产品的安全水平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只是在农村，施药人员因为直接接触农药，是健康受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正常施药一般不会产生中毒现象，出现中毒症状的多为施药时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同理，正确施用农药，大部分农药施用量大多为每亩地5~10克，即使有残留，其残留量也非常微量——曾有文献报道，即使有农药残留，其毒性远低于米饭烧焦的毒性。
呃，那种根本不按照标准，把农药当水用的农民可不在这个范畴内。
……
总之，在嘉谷与政府的组织下，选用了毒性较低的农药，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正确地喷洒灭杀稻螟，江右省的稻螟虫害爆发趋势很快就被抑制住了。
之所以是抑制而不是全部控制，是因为抗药性！
以前过量施药加快了稻螟抗药性发展。在江右省，就发现稻螟对常用农药杀虫双、杀虫单等产生不同程度抗药性，防治效果下降，用药量成倍增加，残虫量上升。
这种时候，就需要某位开挂人士为稻螟虫害盖上最后一块棺材板了。
“针落临尘阵（二阶）触发，主金系，范围方圆二十公里。效果抑制，困杀。生物处于阵中，或使抑制，或使困杀。”
这是齐政学会的第十个灵阵，也是第一个直接针对生物的“杀阵”！
从效果上就能看出来，这个灵阵通过锁定生物的特定频率，或者将该生物围困在一个范围内，或者直接从精神上进行抹除。
天了噜，好一个“杀气凛凛”的灵阵！
齐政一路绕着江右省产粮区巡视一圈后，好家伙，扛过农药毒杀的稻螟们，最终扛不过来自灵魂的灭杀，无论是虫卵，还是幼虫、成虫，统统被灭子绝孙。
开挂人士挥一挥衣袖，留下“尸横遍野”。
在这波惨无“虫”道的打击，留下屈指可数的“瑟瑟发抖”的幸存者，即使以后任其生长，没有个七八年，都恢复不到原来的种群规模。
后面十年，江右省至少不需要担忧稻螟虫害了，所以还是开挂爽！
……
第198章 冤家路窄
无名英雄齐政将江右省的稻螟虫害来了一波“团灭”之后，留下一批研究人员摸不着头脑。
幼虫，好像都死了；成虫，半个都没剩；虫卵，貌似也不孵化了……
这农药的效果简直是见鬼了吧？
齐政可不管研究员们做什么猜想，在解决了稻螟虫害后，水稻生产方面的问题应该不大了，他也就将注意力放到钟华志的嘉谷商贸上去了。
嘉谷农资和嘉谷农业协调水稻种植生产，保证了粮源；嘉谷商贸就一头扎进了水稻仓储和物流的建设上。
我国好像无论是哪种资源，都存在着生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的不协调，稻米亦如此。
国内多省存在稻米消费缺口，需要从供应过剩的地区调入，譬如江右省作为早籼米主产区，其大米流向为沪市以及隔壁的江南省和岷省。
中晚籼稻品质比早籼稻要好，是南方主要的口粮。中晚籼稻农民一般除了满足自己的口粮外，剩下的基本作为商品粮出售。中晚籼稻产销区位明确，贸易流向多年来也比较稳定。
国内稻米的运输分为短途运输和跨省的长途运输，短途运输以公路包装运输为主；跨高官途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水铁联运、公路水路及水路方式运输，其中铁路运输为主要的运输方式。
如果说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还有一点搞头，在国内，嘉谷对铁路运输是插不上手的——当然，除了“铁老大”，也没人能插得上手了。
齐政得知这个消息后不敢怠慢，前往江右省的鄱阳湖平原一探究竟。
二化螟一般在混栽稻区、单季稻区和间作稻区，发生比较严重；鄱阳湖平原作为双季连作稻区，发生比较轻。眼下发生的虫害主要是三化螟。
三化螟是我国水稻重要害虫，且只为害水稻。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以南主要稻区，特别是沿海、长江流域平原地区为害严重。
齐政在稻田边，可以看到，三化螟幼虫蛀入孔主要在水稻茎秆基部，伤口较整齐。
幼虫蛀食稻茎杆，苗期至拔节期可导致枯心，孕穗至抽穗期可导致“枯孕穗”或“白穗”，以致颗粒无收。
齐政见状不禁皱眉。
杜为民介绍道“一般来说，分蘖期和孕穗至破口露穗期这两个生育期，才是水稻受螟害的‘危险生育期’。但今年的温度上升，稻螟得以提前孵化和侵入为害。”
过去二十年是近百年甚至万年以来的最暖时期。在我国主要稻区，近几十年明显出现冬暖、秋热秋长、春旱，导致稻螟的活动期延长，世代数增加，越冬成活率提高，有利于种群增长。
“跟我们嘉谷合作的种植户，本来在公司的指导下，秧苗移栽前都打好超级送嫁药，能有效预防大田稻瘟病和稻螟虫害的发生。”
说到这杜为民也是相当的郁闷“可惜不是所有的农户都与我们合作，分散的经营使得农村出现大量滞治和部分漏治田块。再加上许多农民不掌握虫情，因此无法适时施药，导致滞治，错过用药适期；又或者用药品种不对口，效果锐减。造成其中虫口数量惊人，成为重要虫源地。”
“稻螟幼虫能转移为害，很多跟我们达成合作的耕地区，现在也面临着稻螟灾害的威胁……”
齐政也不禁扶额，真的是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太坑了。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就拿江右省来看，去年早稻田每公顷二化螟卵块数平均为三万块，相比于97年上升了八倍，说明稻螟虫害的隐患相当大，简直可怕。”杜为民将政府的资料一分析，就看出其中的严重问题。
对此，稻田主董启军深有体会“稻螟虫害大爆发时，水稻受害情况空前严重，部分田块触目惊心。严重危害的相当一部分田块看上去像秋天的芦苇滩，健穗反而难以见到。”
“就在前年，我们省第四代二化螟大发生，水稻绝收面积上千公顷。因为其中二化螟幼虫太多，不仅收不上稻谷，而且稻草也不能作饲草用，受灾农民因此破产的不在少数。”
稻螟的大爆发不是偶然的。
水稻耕作制度是影响稻螟种群消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主要稻区水稻耕作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具体表现为双季稻面积缩小，单季稻面积扩大，纯双季稻区出现大比例的“四稻”、“五稻”混栽布局，稻螟食料和栖息场所的“桥梁田”增多，导致三化螟数量急剧回升以至爆发。
水稻品种也显著影响稻螟的发生数量。我国大力推的广杂交水稻，最适于稻螟的钻蛀取食和生长发育。
即使常规稻，目前主栽品种也是品质优良，营养丰富，偏晚熟，全季生育期延长，十分有利于稻螟幼虫的生长发育成熟化蛹——譬如嘉谷推广的“嘉籼1号”。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稻螟是人为害虫。
按食物链观点，决定生物种群数量的正负作用力是“生”与“死”。
既然人类无意中了稻螟如此丰厚的食物，它们吃得多、生得多、长得快就不足为奇了。“死”则来自于抑制力量，稻螟的主要致死因子主要还是人工防治。
可惜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种植方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但治虫整体水平明显下降了。
分散经营使得农村治虫整体水平下降——首先是虫情信息传递不到位。
“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
第197章 联合杀虫，灭子绝孙
对于害虫这玩意，干就完事了。
要说稻螟的防治办法，其实还真的不少。
化学农药是最直接的手段，也是防治虫害不可缺少的一种药剂，尤其是在发生突发病情时，化学农药的防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但对于嘉谷农资来说，要注意药剂的选择，要以高效低毒的品种为主。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一定要注意用量与药剂的浓度，虫害小的时候最好是挑治。
采纳物理防治也是一种办法。可用装置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或是利用性诱剂放置诱捕器诱杀害虫。但这是稻螟成虫羽化始期才能采取的措施，如今还多是幼虫，不适用！
生物防治的办法自然最环保。
稻螟的天敌很多，卵期有赤眼蜂，黑卵蜂，啮小蜂的寄生；幼虫的天敌属寄生性的有小茧蜂，病原真菌，细菌及线虫等。
因此可以运用天敌控害。维护青蛙、黑卵蜂、啮小蜂等田间天敌，充分发挥天敌的天然控害作用；或栽培诱虫植物诱杀螟虫，在路途、水沟、田边栽培香根草、苏丹草等多年生植物，诱杀螟虫。
但是目前生物防治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且不说投入，效果实在太慢了，等到生物防治起作用，估计稻螟都已经成灾了，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当然，还有理论上最完美的微生物农药，因为微生物农药的效果是比较强的，而且毒性小，基本没有残留，在优质的水稻上理应大力使用。
除了价格！
与嘉谷农资合作的农民们面对微生物农药的账单，都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价格太高了，根本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所以综合起来，嘉谷农资只能为农民们化学农药服务，另外就是辅以在田埂边栽培诱虫植物以诱杀螟虫。
当然，嘉谷农资也只能兼顾与公司达成合作的种植户，其他“散户”就要靠政府了。
治虫，可以说是人类与害虫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战争就需要高度组织纪律性，而政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组织和指挥者，尤其在小农经济国家，只应加强，不能削弱。
因此嘉谷农资也与政府江右省政府通力合作，建议或交换相关信息，尽力实施统一防治，消灭防治工作死角。
这种时候就能体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对病虫害统一防治、生态防治的整体效能了。
嘉谷在岷省南开市的仙茗大米种植基地，就在江右省隔壁，但在江右省面临着稻螟灾害爆发的威胁时，南开市基本是波澜不惊。
南开市的耕地都被嘉谷纳入了统一管理，既在冬天和春耕时统一灭杀虫卵，又大规模推广“鸭稻共生”模式，稻螟在这边根本掀不起半点风浪——来多少都是送菜的。
即使有漏网之鱼，嘉谷都是采用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基本万无一失——土豪就是有资格任性。
事实上，只要看到仙茗大米稻田里的青蛙，就足以将虫害抛在脑后了。青蛙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以害虫为食，所以嘉谷在稻田中投入了适量的青蛙，只要青蛙的数量足够，比一切害虫的防治方法都要好使。
当然，放眼全国，化学农药还是绝对的第一选择。
农药每年为我国平均挽回粮食五千万吨、蔬菜一千五百万吨、水果六百万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以上，从投入产出来看，每使用一元钱的农药，可获得十到二十元的直接经济收益。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没有化学农药所的保障，我们农业的粮食安全、谷物自给是根本做不到的。
即使是嘉谷，也只能承认，就目前植物保护科学发展的水平，化学防治仍然是最方便、最稳定、最迅速、最有效、最廉价的防治手段，尤其是当遇到突发性、入侵性生物灾害发生时，尚无任何防治方法能够替代化学农药。
虽然为了减少农药使用，无论是嘉谷还是国家，都在大力推广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全面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综合利用生物、物理、栽培等措施来防治病虫害。
但除了局部有机农业生产和少数森林病虫害外，只依靠天敌防治病虫害是不现实的，国内外都是这样。
至于大家普遍担忧的毒性？
在国内，大多数人心中的农药实际是指杀虫剂，尤其是高毒的有机磷等产品。但大家还要知道，农药还包括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其他产品。现在很多农药产品的毒性，其实比食盐还低。
而且，我国在禁用和淘汰高毒农药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禁用的品种是世界最多的。所以农药产品的安全水平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只是在农村，施药人员因为直接接触农药，是健康受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正常施药一般不会产生中毒现象，出现中毒症状的多为施药时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同理，正确施用农药，大部分农药施用量大多为每亩地5~10克，即使有残留，其残留量也非常微量——曾有文献报道，即使有农药残留，其毒性远低于米饭烧焦的毒性。
呃，那种根本不按照标准，把农药当水用的农民可不在这个范畴内。
……
总之，在嘉谷与政府的组织下，选用了毒性较低的农药，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正确地喷洒灭杀稻螟，江右省的稻螟虫害爆发趋势很快就被抑制住了。
之所以是抑制而不是全部控制，是因为抗药性！
以前过量施药加快了稻螟抗药性发展。在江右省，就发现稻螟对常用农药杀虫双、杀虫单等产生不同程度抗药性，防治效果下降，用药量成倍增加，残虫量上升。
这种时候，就需要某位开挂人士为稻螟虫害盖上最后一块棺材板了。
“针落临尘阵（二阶）触发，主金系，范围方圆二十公里。效果抑制，困杀。生物处于阵中，或使抑制，或使困杀。”
这是齐政学会的第十个灵阵，也是第一个直接针对生物的“杀阵”！
从效果上就能看出来，这个灵阵通过锁定生物的特定频率，或者将该生物围困在一个范围内，或者直接从精神上进行抹除。
天了噜，好一个“杀气凛凛”的灵阵！
齐政一路绕着江右省产粮区巡视一圈后，好家伙，扛过农药毒杀的稻螟们，最终扛不过来自灵魂的灭杀，无论是虫卵，还是幼虫、成虫，统统被灭子绝孙。
开挂人士挥一挥衣袖，留下“尸横遍野”。
在这波惨无“虫”道的打击，留下屈指可数的“瑟瑟发抖”的幸存者，即使以后任其生长，没有个七八年，都恢复不到原来的种群规模。
后面十年，江右省至少不需要担忧稻螟虫害了，所以还是开挂爽！
……
第198章 冤家路窄
无名英雄齐政将江右省的稻螟虫害来了一波“团灭”之后，留下一批研究人员摸不着头脑。
幼虫，好像都死了；成虫，半个都没剩；虫卵，貌似也不孵化了……
这农药的效果简直是见鬼了吧？
齐政可不管研究员们做什么猜想，在解决了稻螟虫害后，水稻生产方面的问题应该不大了，他也就将注意力放到钟华志的嘉谷商贸上去了。
嘉谷农资和嘉谷农业协调水稻种植生产，保证了粮源；嘉谷商贸就一头扎进了水稻仓储和物流的建设上。
我国好像无论是哪种资源，都存在着生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的不协调，稻米亦如此。
国内多省存在稻米消费缺口，需要从供应过剩的地区调入，譬如江右省作为早籼米主产区，其大米流向为沪市以及隔壁的江南省和岷省。
中晚籼稻品质比早籼稻要好，是南方主要的口粮。中晚籼稻农民一般除了满足自己的口粮外，剩下的基本作为商品粮出售。中晚籼稻产销区位明确，贸易流向多年来也比较稳定。
国内稻米的运输分为短途运输和跨省的长途运输，短途运输以公路包装运输为主；跨高官途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水铁联运、公路水路及水路方式运输，其中铁路运输为主要的运输方式。
如果说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还有一点搞头，在国内，嘉谷对铁路运输是插不上手的——当然，除了“铁老大”，也没人能插得上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