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地区的大豆种植体系已经较为完善,我们预计,换种‘嘉豆13号’之后,明年东北地区至少能生产2000万吨大豆。”
    “现在我们要全力开拓的,是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豆产区。我们在这两个地区虽然只有十多个大豆合作社,但通过针对性了解,对于这两个大豆产区,我们也是做了非常系统的一个信息分析。”
    “如果这两个地区的大豆全部换种后,黄淮海地区有生产1300万吨大豆的潜力,长江流域有生产1100万吨的潜力……这样的话,加上东北大豆产量,基本能满足国内40%的需求了。”谢开济将公司的分析说了出来。
    齐政微微颔首。如果再加上隔壁的远东地区,能满足国内50%的大豆需求,这个数字就让人放心多了。
    但如果有业内人听到这个分析,肯定会大吃一惊。
    因为按照嘉谷的计算,4000多万吨才满足40%的需求,意味着嘉谷内部对于国内的大豆需求量估算为1亿吨以上。
    要知道,今年全国的大豆消费量才7000多万吨,增长到一亿吨需要多长时间啊?
    哪怕是发改委,也是按照普遍的5%或者6%的所谓高速增长来做模型,估计的时间越晚,错漏必然越多。
    齐政知道的时候,都同情地想着:然而,你们还是低估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胃口。
    不出五年,中国的大豆消费量就突破1亿吨,然后才慢慢地达到瓶颈。嘉谷内部的报告,是齐政综合了自己所知的走向,然后命令嘉谷战略部的十几个人,以既有的研究内容为蓝本,才估算出来,也是最符合历史走势的结果。
    可惜,现在没有多少人相信就是了。
    即使是谢开济,都半信半疑。
    齐政却不在乎他的想法。如果还按照原来的走势,不出十年,国内的大豆进口量都逼近亿吨了。只有快速推广“嘉豆13号”,才有可能让这一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
    因此,沉吟片刻,齐政就决断道:“加快在黄淮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的大豆产区的合作社组建速度,不管我们能不能拿到推广主导权。对了,人手还充足吧?”
    “没问题,我们这两年招进来的年轻人,都安排到基层,一人跟进一个合作社,历练他们和农民打交道的能力,现在也该出师了。”谢开济定了定神,说道。
    齐政满意地颔首。
    在中国,假如你不能和农户顺畅沟通,你根本谈不上做合作社。
    这涉及到中国的一个世纪难题——如何将农民有效组织起来?
    从大的方面看,改革之初的“包产到户”是将村集体解散了。可是到了现在,时代的要求必须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社会意义的变革,其意义不下于“包产到户”的社会意义。
    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这同样也适用,奇妙不?
    可是环顾周边,除了嘉谷,很多致力于现代农业投资的企业,都会不自觉地拒绝和农民合作,核心出发点就是主观地认为纯粹的农民是无法实现有效管理的。
    这当然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要想将农民组织起来,第一步是实现利益捆绑,譬如打土豪分土地;第二步是明确共同的奋斗目标,譬如如何保护和扩大这些既得利益。
    所以,更准确应该是,组织农民成本太高而经济收益有限。
    嘉谷之所以能承担这样的高成本,是因为嘉谷的效益也高得根本不像是做农业的——坊间戏言,嘉谷就是一家披着“农业皮”的“奢侈品”公司。
    很显然,双倍增产的“嘉豆13号”,效益也不是一般的高。
    但即使如此,谢开济还是提醒道:“老大,一年两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农民很难一说就同意加入合作社的……”
    一般来说,农民会观望一阵子,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了,才会有所行动。但如果明年要实现大范围推广大豆新品种,从年底到明年初这段时间,就要将合作社组建起来,将人员培训起来,难度和工作量都不是一般的大。
    齐政也知道这一点,想了想,道:“这样吧,合作社不是应该分红了吗?我让总部拨付一笔经费,用来组织两地的豆农参观我们的合作社分红。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找媒体做一些宣传。”
    “哈?”谢开济先是吓了一跳,然后明白过来,乐道:“真要这么高调?”
    齐政颔首道:“农民的核心诉求很简单,要增收,要可靠的增收。那么,还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有说服力?”
    同时,也可以让政府中某些人看看,嘉谷将农民组织起来,可不是让他们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的——资本下乡,也要看是谁在组织,怎样组织。
    ……
    第601章 总是要改变一些东西的
    秋收过后,对于嘉谷系的合作社社员来说,又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分红就要来了!
    今年,为了配合嘉谷农业公司的合作社组建计划,嘉谷系大豆种植合作社成为了最早一批进行分红的合作社。
    为了安排好外来村民的参观和宣传,嘉谷农业上下忙得都要秃顶了。
    在中国大地上,一个村和一个村表面上看都是相似的,但是细看,却各有各的不同,因此不同意加入嘉谷系合作社的原因也是千奇百怪。
    譬如有的村子是某几户村民不肯加入合作社,他们就像是村里的“钉子户”,往往是一两户可能就让整个村子的耕地连不成片;又譬如有的村子是村干部们,出于权力或利益的考虑,抗拒成立合作社……
    还有的地方甚至连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划分都是马虎的,比如村集体对土地的管理权是空置的,如果村民把土地撂荒了,县乡政府和行政村没有得到法律授权,无法把村民的撂荒地收回来,只能看着土地撂荒干瞪眼……
    为此,嘉谷农业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专门的评估小组,按照战略部设计的公式,对每个目标村子评估出一个“攻略指数”。
    这个“攻略指数”,其实就是反映了该村子加入嘉谷合作社的可能性大小。很简单,只有一两户“钉子户”的村子,肯定比满村都是“钉子户”的村子更值得攻略。
    而那些“攻略指数”较高的村子的“钉子户”或者村干部们,就是这一波参观嘉谷合作社分红的主力。
    鲁省的老农民曹连福就是其中的一名典型代表。
    他坐在嘉谷农业安排接送的大巴车上,前往嘉谷在鲁省最大的一个大豆种植合作社,心里波澜不惊。
    他所在的村子,不是没有组建过合作社,而且还是村干部们亲自领导组建的,但结果怎么样?
    不过两年时间,合作社最终因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合作社所有财产(农机、设备及其他)一夜之间被债主们“抢劫一空”。
    你能想象吗?一辈子和土地、庄稼打交道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不偷不抢,埋头干活,一年的劳动成果却比玻璃还要脆弱,拿孩子的学费、家人的生活费和老人的医疗费,向市场的汪洋大海,空打一个水漂——这样的合作社,要它何用?
    自此以后,老农民曹连福一听到“合作社”都避之不及。
    但村里的人们就是不知道吸取教训,当嘉谷的员工上门来游说的时候,纷纷被所谓的“钱景”迷得昏了头,嚷嚷着要加入嘉谷合作社,简直要气死他了。
    呵,天下的乌鸦都一样黑,说一千道一万都不如自力更生,他就看这家叫“嘉谷”的公司要玩出啥花样来——反正他们包路费和食宿费,权当是出来旅游了。
    等到了合作社,他们被安排进入了一个小学的大操场。操场内的座椅上满满当当的全是人,而在高台处,摆着一堆东西,上面还盖着布。
    曹连福摸不清嘉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顺着嘉谷员工的引导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他差不多是抵达会场的最后一批人了,没有等多久,仪式就开始了。
    合作社社长在一片或热切或疑惑的目光中上台,言简意赅道:“……现在,我们开始进行分红,等会叫到名字的社员,请上台来领钱。”
    话毕,他大手一挥,就卷起了面前的布。
    下方,是一堆红彤彤的百元大钞。
    一叠又一叠,一摞又一摞,紧紧密密,生动而又沉静,像是一张用钱做成的床。
    会场内,猛的一静,静的落针可闻。
    几秒钟后,屏息凝视的人们,又齐刷刷的“呼”出一口气,整齐得像是训练出来似的。
    没有人知道那里面有多少钱,也没有人见过这么多的现金。
    而这,正是嘉谷想要的效果——嘉谷系大部分合作社,每年随着分红金额的提高,已经改为银行转账了。但现在为了展现“壕气”,今年的大豆合作社再次采用现金分红。
    很显然,一摞摞实实在在的百元大钞,确实比一个个冷冰冰的数字更能震撼人心。
    更加震撼人心的,是一个个上台领钱的村民。
    “石良国,入股土地46亩,分得红利38180元;石良顺,入股土地63亩,分得红利52290元……”合作社社长挨个点名上台领钱。
    “我的天哪,他们1亩大豆分红800多元!”台下的人群中不知哪位喊这一嗓子,话音刚落,人群就陷入了疯狂的讨论。
    “多少?”曹连福拍拍耳朵,整个人都呆住了,“他们的产量是有多高啊?”
    他已经知道了,这个合作社今年已经是第二次分红了,这次主要是种植大豆的分红——鲁省地区大豆的播种时间一般于麦收后才进行。
    他也种大豆,因此很清楚,他自己种植的大豆,即使不考虑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在最好的年份,每亩收益也不过是在500元左右。
    而这个合作社呢,已经是扣除包括人工成本在内的所有生产成本了,而且据说还只是按照盈利的80%进行分红,居然还能拿到差不多是他今年两倍的亩均收益。
    前面的一位社员听到他的话,傲然道:“我们种植的是高蛋白大豆‘嘉豆9号’,今年的产量比去年高,差不多每亩460斤吧。”
    另一位社员也转过头来,认真道:“关键是合作社统一整地、品种、播种、施肥、田间管理、收获等规模经营,每亩成本至少降低了200元,而‘嘉豆9号’的收购价也比普通大豆每斤要高出五毛。”
    “你舒服喽,除了每年有固定分红,还在合作社上班挣工资,哎,你今年工资加分红超过十五万了吧?”前一个社员问道。
    “你又差到哪里去了?现在不种比自己种收入高出一大截,你还腾出身来打一份工。别说你今年的收入少于二十万……”后一个社员撇撇嘴道。
    “唉,收入再多都不够花啊。我儿子今年要结婚,对方彩礼就要几十万,还要在市里买房,想想都头疼。”
    “慌什么?社长不是说了吗?明年我们会种植一个新的大豆品种,据说产量能翻一倍,你想想明年分红会有多少?”
    “嗨,我也听说了,要不然我儿子还真不敢买房……”
    旁边的老农民曹连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追书看
    这是什么神仙合作社?
    还有,农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体面了?
    几十万的彩礼,至少几百万的市里的房子,都只是头疼而已——想想自己快三十岁还在打光棍的儿子……他都不敢想好吗?
    恍惚中,他听到一句话“当初把土地交给嘉谷合作社的决定一点儿也没错”,顿时一个激灵。
    想想自己来这里的原因,不由得心跳加速:对哦,我好像,也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台下的人群中,他不是唯一这么想的。
    最朴实的语言是最有力量的,不用嘉谷的员工去特意描述,在场诸人,都能从金钱的魔力中,体会到加入嘉谷合作社的“钱途”。
    而他们憧憬的表情,被外围的摄影机清晰地记录着。
    ……
    “这场面,煽动性太强了,我都不知道该不该放上去。”同时在外围,央视的王导演对身边的齐政苦笑道。
    这不是在采访,而是在拍摄纪录片。
    刚收到央视请求的时候,齐政都陡然一惊。
    纪录片是好东西啊,它虽然不赚钱,但格调满满。想当年,嘉谷一部《舌尖上的大米》,将“嘉谷大米”这个品牌宣传得家喻户晓,甚至成为了商学院经典的一个商业案例。
    而央视的纪录片尤为高逼格,正如王导演拍摄的,是一部类似于《辉煌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全面反映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嘉谷被选为“农业线”的典范之一。
    对此,齐政当然是举双手支持了。而合作社分红的场面,就是拍摄组要记录的素材之一。
    对于王导演的“抱怨”,齐政耸耸肩:“什么时候,都不能小看大叠钞票的直接冲击力。”
    至于如何在纪录片中起到激励作用,而非引来仇富的目光,其中的尺度把握,就是王导的工作了。
    王导演点点头,看着摄像机中一张张面带憧憬的脸庞,突然道:“我之前采访过袁老先生,他说过一句话,现在看来,真的挺有道理的。”
    “什么话?”齐政也想知道水稻杂交之父是怎么评价嘉谷的。
    “他说,嘉谷之于中国农业最大的贡献,可能不是培育出了多少新的作物,而是嘉谷的合作社组织体系。”王导演轻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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