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
朋党为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之话……不知是何肺肠？
尹嘉铨的第二大错误，是著了一本书，叫《名臣言行录》。书中记录了清初以来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乃至本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将此书定为大逆之作，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朋党思维。因为只有朝廷才有品评大臣的权利，臣民无权把谁定为“名臣”，又把谁定为“非名臣”。如果个人可以树立品评标准，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孙的意见纷争。被列入名臣录的，其子孙门生自然会感激攀附，与其人结好。没有被列入的，其后代和同党必然起而攻之。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说：“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拌，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这种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议把一些理学名臣入祀孔庙一样，断非人臣所应为。
虽然前期打击朋党的成绩卓著，乾隆却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他深知这一政治顽疾虽然匿迹于一时，却绝不会就此寿终正寝。政治高压稍一放松，它就会死灰复燃。对朋党的警惕，无时无刻不存于皇帝心中。尹嘉铨自投罗网，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过度防御机制。
尹嘉铨的出现，让日夜不停搜寻自己统治漏洞的乾隆又发现了专制政治的一个薄弱环节：民间讲学之风。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讲学现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开民间讲学之先河，也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到了宋代，书院大量出现，名儒大家各自以书院为据点，传授自己体悟到的圣人心法，讲学之风空前繁盛，理学由此兴起并成为儒学的主流。及至明朝，讲学之风达于极盛。大儒王阳明极重讲学，认为这是开启智慧、传播学术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讲学不休，甚至军旅之中也日夜不辍。王阳明的后学们光大乃师之风，或依托于书院，或约期于山水，甚至庙堂林野，寺观名胜，招朋引众，讲学辩论，宗风所及，几乎无处不讲学，无人不讲学。
民间讲学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讨发展学术真谛，陶铸学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唯一目标。民间讲学一秉学术自由的原则，尤其重视辩驳争论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各书院之间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辩论会，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攻伐，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学理的深入发展。日常师生之间，也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讲学之风却戛然而止。萧一山说：“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颁布命令，严禁士子会盟结社。各地民间私人书院也被政府转变为官办，原来自由学术研究的场所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讲学内容与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自由讲学之风由是渐息，清代之学术，“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讲学之习在乾隆朝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尹嘉铨这样以道学自命的“道学家”，更认为自己获得了圣人的“独传心法”，不传授给他人实在是一种损失，因此私下里仍然大肆收徒聚众，退休之后，更是奔走于各书院之间，宣扬自己的独特见解。乾隆认为，这是“盛世”的一大威胁。
清初统治者反对讲学，主要是怕汉人借此进行阴谋集会。及至乾隆时期，这种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乾隆认为，讲学的最大威胁在于容易滋生朋党倾向。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的道学本身，乾隆是坚定支持的。但是对于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诸大儒的样子，要求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自由辩论，他则绝不允许。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盖党内有党，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学术的共同规律。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多源的，许多儒学大家往往把自己视为儒家正统，而把他人视为异端或非正统。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很容易导致一些不同学术派别的争执甚至冲突，而科举出身的朝中官员无不是儒学信徒，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极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比如宋代朱熹与陆象山就曾经势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又发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发了朋党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如此，“小则紊乱朝政，大则颠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责尹氏的圣旨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
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因聚会而议论，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是必须禁止的。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不可以道统所在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学名臣，企图重新挑起“正统”之争，煽动讲学之风，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罪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组成专案组，对尹嘉铨进行审讯。
审讯进行得极有特点。在皇帝的授意下，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大逆”实迹。他们知道，这个“道学家”、书呆子，一辈子只知道读书做文，想成为大圣大贤，“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动问题”。他们审问的重点，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会审尹嘉铨时，审案大臣丝毫不顾这位前“三品大员”的面子，为了“泄公愤而快人心”，将其“严加夹讯，多受刑法”，以拷问“其究属何心”。在夹棍之下，这位圣人之徒没有挺住，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请看以下几段审讯记录：
当年尹氏当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审官首先追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自打嘴巴，承认自己“怕老婆”“假道学”，承审官并不满足，又追问起他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为妾未果的事。
承审官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她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将要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已经承认自己廉耻丧尽，承审官却还有更尖刻的问题。
承审官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承审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没有皇帝的授意，他们是不敢把审理“国家要犯”的严肃之地变成嬉笑怒骂的娱乐场所的。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对“道学家”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假道学”。三代皇帝表面上对“道学”尊崇备至，但用人行政中，却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对于那些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成天致力于“为贤作圣”的书呆子其实不屑一顾。
应该说，“道学”确实有真假之分。“道学”一名流行之后，“假道学”这三个字就应运而生，如影随形。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为庸常人性所难堪，而学做圣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因此有的人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有些道学家，不注意力行实践，而致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圣人”模样，峨冠，阔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饭，菜羹，在家静坐不语，出门则平步阔视，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还有的道学家，表面上满口天理流行，行动中却处处人欲为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的作风有精彩的描写：“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假道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没有修到大圣境界，却妄图进入历史。尹嘉铨为人行事，就颇多假道学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击假道学这么简单。在打击假道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对“真道学”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说，“道学”或者说“理学”，要求人们践行圣人的教导，做正人君子，忠君孝亲，对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连这种“道学”本身，也成了专制制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家学说为士人们设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大臣要无时无刻不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想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狱打击“假道学”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狱打击过“真道学”杨名时。
杨名时，号凝斋，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从大儒李光地受经学，造诣益深。历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书，总督云贵。
杨名时性格强毅端方，是一个有根底的理学家。程朱理学给了他牢固的价值基础，使他在居官过程中，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提督顺天学政时，废寝忘食，“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炳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碑传集·杨凝斋先生名时传》）他以诚为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做了严肃的哲学思考，著作颇多。按理说，这样的臣子，应该深受皇帝欢迎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由于他对很多事有自己的见解，不能事事与皇帝划一，屡屡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说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不能做完全驯服的奴才，就是因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理学人格。“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和皇帝辩论。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专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碍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为了打击杨名时的“道学气”，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杨名时的政敌举报杨贪污受贿之机，将杨逮捕。以杨名时“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及收受了下属范溥的几样礼品为罪名，定为贪污罪。其实，收受陋规一事，律无明文，事在定养廉银之前，其时各省皆然，这项陋规收入，也大部分是补贴了公众支出。而收受下属几样礼，也是当时官场的常事，以此定罪，显然是故意周纳。
把杨名时打为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过办案，搞臭杨名时的名声，把他从“真道学”打成“假道学”，以杀一儆百，打击大臣们的“自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审案官，在审问时，对杨名时极尽挖苦打击之能事，力求使杨名时出“洋相”。
雍正认为，一杀掉杨名时，有可能使杨名时成为“比干”，遂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所以对付杨名时此等“种类”，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誉”，不择手段地恶心他、作践他，让他“假道学，真光棍”的“丑恶面目”大暴露，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确实虚伪可鄙，也让他本人都自惭形秽，精神颓丧。承审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仅让当堂观审的“闻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而且整得杨名时哑口无言，低头认罪。
乾隆之审问尹嘉铨，其灵感完全来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雍正对待大臣之严酷苛刻，本已经登峰造极。乾隆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名臣论”。他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好名”之习，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
在打击限制大臣“好名之习”方面，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
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扑毁”，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在“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的罪名之外，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大罪”：
尹嘉铨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让大臣们评论，他“能为朕师傅否”？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实在是造福百世万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惯性地称为相国。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相国”，乾隆批评说，宰相之名久已废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权柄不移。在朝大学士，作用不过是承旨记录，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子孙都要杀头，家中的女人们以及16岁以下的子孙要发配为奴。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 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却绝不会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数不胜数。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的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高压锅内臣民们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他这个给高压锅加火的人，也实在太疲倦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
清代皇室对过生日特别重视。乾隆的重孙媳慈禧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战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过。乾隆对生日的在乎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皇帝的整生日却仍然是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虽然生日只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寿的庆典实际上连绵不断进行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庆祝活动。
不料，就在各种庆祝活动都消歇了之后，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折子，却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
这道折子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
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项政治发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尹壮图却说，这个制度问题极大。因为它实际上助长了官员们违法乱纪之风，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巨额财政亏空，也就是财政赤字，就与议罪银制度的实行有关。他说：“总督巡抚们自蹈愆尤之罪，皇上圣恩，不行立即罢斥，而令其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素来贪污之人更可以胆大妄为，盗用公款，反正日后查出来，罚点银子赔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员因为财政紧张，难保任内不出现亏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结好属下，以求身后出现亏空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挺有见地。
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和砷当政后，将议罪银制度化了，大臣们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纳罚银后，从轻发落。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
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砷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皇帝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两个来。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们的犯罪实据，是多么不现实。如果是稍微乖巧点的官员，揣测皇帝批复之口风，自然能领会到皇帝的不悦。皇帝的拒谏之心已显露在字里行间，最聪明的应对无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恍然大悟，等等等等。虽然丢了面子，却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他在复奏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往一返数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他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所见的民生，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富庶繁荣，而是贫民遍地，财政匮乏，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
尹壮图说，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对大清政局无不痛心疾首。“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那些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花样，几乎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出来。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一一调查取证。“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说，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话，那么他请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派一个信得过的满洲大臣，和他一起去各地密查，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证据。
尹氏的头一道奏折只是让皇帝略有不悦，这道复奏却让皇帝深受刺激。皇帝读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一段，手剧烈地抖起来，脸也涨得通红。旁边伺候的老太监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前递过一杯茶。老皇帝喝了几口，闭目片刻，才慢慢平静下来，提笔颤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后把笔掷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尹嘉铨的第二大错误，是著了一本书，叫《名臣言行录》。书中记录了清初以来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乃至本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嘉言懿行。乾隆将此书定为大逆之作，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朋党思维。因为只有朝廷才有品评大臣的权利，臣民无权把谁定为“名臣”，又把谁定为“非名臣”。如果个人可以树立品评标准，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孙的意见纷争。被列入名臣录的，其子孙门生自然会感激攀附，与其人结好。没有被列入的，其后代和同党必然起而攻之。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皇帝说：“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拌，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这种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议把一些理学名臣入祀孔庙一样，断非人臣所应为。
虽然前期打击朋党的成绩卓著，乾隆却从来没有掉以轻心。他深知这一政治顽疾虽然匿迹于一时，却绝不会就此寿终正寝。政治高压稍一放松，它就会死灰复燃。对朋党的警惕，无时无刻不存于皇帝心中。尹嘉铨自投罗网，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过度防御机制。
尹嘉铨的出现，让日夜不停搜寻自己统治漏洞的乾隆又发现了专制政治的一个薄弱环节：民间讲学之风。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讲学现象非常普遍。孔子收徒三千，就首开民间讲学之先河，也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到了宋代，书院大量出现，名儒大家各自以书院为据点，传授自己体悟到的圣人心法，讲学之风空前繁盛，理学由此兴起并成为儒学的主流。及至明朝，讲学之风达于极盛。大儒王阳明极重讲学，认为这是开启智慧、传播学术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讲学不休，甚至军旅之中也日夜不辍。王阳明的后学们光大乃师之风，或依托于书院，或约期于山水，甚至庙堂林野，寺观名胜，招朋引众，讲学辩论，宗风所及，几乎无处不讲学，无人不讲学。
民间讲学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强大的生命力。它的目的是探讨发展学术真谛，陶铸学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唯一目标。民间讲学一秉学术自由的原则，尤其重视辩驳争论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各书院之间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辩论会，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攻伐，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学理的深入发展。日常师生之间，也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讲学之风却戛然而止。萧一山说：“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所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颁布命令，严禁士子会盟结社。各地民间私人书院也被政府转变为官办，原来自由学术研究的场所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讲学内容与规模受到严格限制。自由讲学之风由是渐息，清代之学术，“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
然而，天下承平日久，自由讲学之习在乾隆朝又有所抬头。特别是尹嘉铨这样以道学自命的“道学家”，更认为自己获得了圣人的“独传心法”，不传授给他人实在是一种损失，因此私下里仍然大肆收徒聚众，退休之后，更是奔走于各书院之间，宣扬自己的独特见解。乾隆认为，这是“盛世”的一大威胁。
清初统治者反对讲学，主要是怕汉人借此进行阴谋集会。及至乾隆时期，这种威胁几乎已经不存在。乾隆认为，讲学的最大威胁在于容易滋生朋党倾向。对于提倡纲常名教的道学本身，乾隆是坚定支持的。但是对于大小臣工学程、朱、陆、王诸大儒的样子，要求学术自由，百花齐放，自由辩论，他则绝不允许。正如鲁迅所说，“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盖党内有党，派内有派，是宗教和学术的共同规律。儒学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儒学思想的生长点也是多源的，许多儒学大家往往把自己视为儒家正统，而把他人视为异端或非正统。自由讲学、自由辩论很容易导致一些不同学术派别的争执甚至冲突，而科举出身的朝中官员无不是儒学信徒，学术上的分门别类极容易引发政治上的矛盾斗争。比如宋代朱熹与陆象山就曾经势如水火，彼此辨别不休，在朝大臣也卷入其中，分成派别门户，门户之争又发展成朝臣的朋分角立，引发了朋党之争，不以皇帝的是非为是非。如此，“小则紊乱朝政，大则颠覆宗社”。
所以，乾隆在斥责尹氏的圣旨中说：“古来以讲学为名，致开朋党之渐，如明季东林诸人讲学，以致国是日非，可为鉴戒。乃尹嘉铨反以朋党为是，颠倒是非，显悖圣制。”
专制政治发展到极致，就要打破一切民间自发组织的可能，把一切社会能量纳入政治控制之下。读书人因讲学而聚会，因聚会而议论，正是一种人主无法完全驾驭的力量，是必须禁止的。他训诫大小臣工、读书士子，对道学只要埋头潜修、躬行实践就行了，不可以道统所在自居，大讲其仁义道德。尹嘉铨自己讲学还罢了，又不知深浅地奏请皇帝推崇一系列道学名臣，企图重新挑起“正统”之争，煽动讲学之风，乾隆如何能不赫然震怒？他兴起这场大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狠狠打击有所抬头的民间自由讲学之风，把一切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民间力量消灭于萌芽之中。
掌握了尹嘉铨的“罪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三月二十八日，皇帝钦命以大学士三宝为首组成专案组，对尹嘉铨进行审讯。
审讯进行得极有特点。在皇帝的授意下，审案大臣并不拷问尹嘉铨的“大逆”实迹。他们知道，这个“道学家”、书呆子，一辈子只知道读书做文，想成为大圣大贤，“永垂青史”，因此不可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反动问题”。他们审问的重点，是尹氏的家庭隐私。
会审尹嘉铨时，审案大臣丝毫不顾这位前“三品大员”的面子，为了“泄公愤而快人心”，将其“严加夹讯，多受刑法”，以拷问“其究属何心”。在夹棍之下，这位圣人之徒没有挺住，采取了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请看以下几段审讯记录：
当年尹氏当面讨要花翎的事，皇帝一直念念不忘。所以承审官首先追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
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自打嘴巴，承认自己“怕老婆”“假道学”，承审官并不满足，又追问起他要娶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为妾未果的事。
承审官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她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正经人干的么？
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她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她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她，实在我并没有见过她的面。但她年过五十，我还将要她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已经承认自己廉耻丧尽，承审官却还有更尖刻的问题。
承审官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她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
据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承审官的刻薄真是到家了。然而，没有皇帝的授意，他们是不敢把审理“国家要犯”的严肃之地变成嬉笑怒骂的娱乐场所的。
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对“道学家”尹嘉铨如此刻薄呢？
康、雍、乾三朝政治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反对“假道学”。三代皇帝表面上对“道学”尊崇备至，但用人行政中，却都秉“重能不重德”之旨。对于那些以继承孔孟“道统”为职志，成天致力于“为贤作圣”的书呆子其实不屑一顾。
应该说，“道学”确实有真假之分。“道学”一名流行之后，“假道学”这三个字就应运而生，如影随形。儒家理想主义所悬标准过高，为庸常人性所难堪，而学做圣人又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因此有的人不免虚伪迂阔，最下者甚至流于欺世盗名，为世人所诟病。有些道学家，不注意力行实践，而致力于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圣人”模样，峨冠，阔袖，芒鞋，修容，端坐，粗饭，菜羹，在家静坐不语，出门则平步阔视，旁人一望便知是“道学”先生。还有的道学家，表面上满口天理流行，行动中却处处人欲为先。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这种人的作风有精彩的描写：“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
假道学的特点就是言行不一，没有修到大圣境界，却妄图进入历史。尹嘉铨为人行事，就颇多假道学的嫌疑。他的倒霉，有他自取的一面。
然而，事情并不止于打击假道学这么简单。在打击假道学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清代帝王对“真道学”的反感和排斥。
按理说，“道学”或者说“理学”，要求人们践行圣人的教导，做正人君子，忠君孝亲，对专制统治是有利的，历代莫不大力提倡。然而专制主义的历史发展到清代，就连这种“道学”本身，也成了专制制度扩张的妨碍。
原因很简单。理学固然有维护“纲常”的一面，同时也有追求自我完善，要求人格独立的一面。儒家学说为士人们设定的最高人格理想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是成为顶天立地的完人。
早期儒学都对人的自由意志极为推崇。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则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言以蔽之，原始儒学要求其信徒能在权力面前挺起腰杆，而不做随声附和的应声虫。儒学一方面要求其信徒尽力为皇帝服务，同时也要求他们不能放弃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坚持和精神价值的追求。在世俗层面，儒学信徒对皇帝和权力秩序服从尽礼；在精神层面，他们中的许多人却以“圣人”自期，追求“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希望自己能够通过道德砥炼，成为达到人类最高最完美境界的人，在精神上远远超越帝王和其他权力者。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严光，曾出山帮助刘秀取得天下，刘秀登基后想召他做官，他不肯接受，而是隐居富春山耕钓自娱。及至唐代，虽然唐太宗妄想使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是李白仍然可以做他的帝师梦，希望自己能在“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逃离权力的控制。
但是，君权像恶性肿瘤一样，是世界上最具扩张性的事物之一，它不允许任何独立的事物存在。专制权力的独占性本质驱使它永远努力冲破一切限制，挣脱所有束缚，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毒化每一个细胞，直至最后整个社会在它的紧紧拥抱中窒息而死。士人的人格追求，在专制达到极峰的清代就成了君权的障碍。
清代的建立，与以前诸朝不同。在入关以前，满族社会中带有大量的奴隶制因素。雍正皇帝说：“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名分。”其他清代人也一再说：“主仆之分，满洲尤严。”“我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可比。”传统儒家君臣关系是完整的互动关系，“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双方各有各的尊严底线。然而入关之后的清代皇帝却以满洲“主奴名分”偷换了，或者说改造了数千年以来的君臣关系，使之变成了赤裸裸的主子和奴才关系。他们要求，作为臣子，不但身体要属于君主，他的心灵也应该属于君主，不应该有任何自己的独立意志、独立需求，特别是个人尊严。雍正皇帝就曾直截了当地说过，大臣要无时无刻不与皇帝统一思想，不许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在《朋党论》中说：“要根除朋党之源，那么全国上下必须统一思想。要统一思想，那么一切是与非的标准都必须唯我是从。”“你们各位大臣如果将朕之所好者好之，所恶者恶之，是非画一，则不敢结党矣。”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从雍正开始，清代帝王就想方设想挫辱、打击那些在帝王淫威面前拒不低头的大臣。在乾隆以文字狱打击“假道学”尹嘉铨之前，雍正就以冤狱打击过“真道学”杨名时。
杨名时，号凝斋，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从大儒李光地受经学，造诣益深。历任直隶巡道、贵州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年）擢兵部尚书，总督云贵。
杨名时性格强毅端方，是一个有根底的理学家。程朱理学给了他牢固的价值基础，使他在居官过程中，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提督顺天学政时，废寝忘食，“虽流金之暑，见其阅卷，所著白布衫渍汗成浅皂色，不暇易，炳烛至夜分不卧，群笑其自取苦也”；做直隶巡道，细大必亲，无留狱，无隐情，乡民颂为“包公在世”。（《碑传集·杨凝斋先生名时传》）他以诚为本，对宇宙、社会和人生做了严肃的哲学思考，著作颇多。按理说，这样的臣子，应该深受皇帝欢迎才对。然而事实却相反，由于他对很多事有自己的见解，不能事事与皇帝划一，屡屡招致皇帝反感。
雍正皇帝说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不能做完全驯服的奴才，就是因为有所“自恃”，所恃是什么，就是自己的理学人格。“自以为记载数篇腐文，念诵几句史册”，就敢和皇帝辩论。雍正斥责他“只图沽一己之虚名，而不知纲常之大义，其心实愿父为瞽瞍，以成己之孝，君为桀纣，以成己之忠”，“君父且不顾，岂尚计及于吏治民生乎？夫以盗名之邪念，至欲以君父成己之名，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乎？”
专制制度下，反腐是除掉政治障碍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为了打击杨名时的“道学气”，雍正刻意制造大案，借杨名时的政敌举报杨贪污受贿之机，将杨逮捕。以杨名时“得过盐规银、税规银和平余银约计八万两”及收受了下属范溥的几样礼品为罪名，定为贪污罪。其实，收受陋规一事，律无明文，事在定养廉银之前，其时各省皆然，这项陋规收入，也大部分是补贴了公众支出。而收受下属几样礼，也是当时官场的常事，以此定罪，显然是故意周纳。
把杨名时打为贪污犯不是雍正真正的目的，雍正是想通过办案，搞臭杨名时的名声，把他从“真道学”打成“假道学”，以杀一儆百，打击大臣们的“自为之心”。所以他秘密授意审案官，在审问时，对杨名时极尽挖苦打击之能事，力求使杨名时出“洋相”。
雍正认为，一杀掉杨名时，有可能使杨名时成为“比干”，遂了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心愿。所以对付杨名时此等“种类”，重要的不在“治其身”，而是“治其名”“治其假誉”，不择手段地恶心他、作践他，让他“假道学，真光棍”的“丑恶面目”大暴露，让周围的人都以为他确实虚伪可鄙，也让他本人都自惭形秽，精神颓丧。承审官按照雍正的授意似乎全做到了，不仅让当堂观审的“闻而笑之者亦甚多”，（《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而且整得杨名时哑口无言，低头认罪。
乾隆之审问尹嘉铨，其灵感完全来自此案。乃父乃子，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雍正对待大臣之严酷苛刻，本已经登峰造极。乾隆又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为了保证大权独揽，乾隆皇帝上任之后一再拉大君臣距离，造成皇帝高高在上，群臣匍匐于下的政治局面，以确保君主的意志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畅通无阻。乾隆朝大臣的地位，比雍正朝，又有大幅降低。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神宗竟尔任其施为，虽童昏不应若是。”
为了消除尹嘉铨所做《名臣言行录》的影响，乾隆特下长诏斥责尹嘉铨的“名臣论”。他说，“朕以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如果“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国家之福”。意思就是，在真正有作为的皇帝统治下，不应该有为患作乱的奸臣，同时，也不应该有彪炳史册的名臣，只可以有唯命是从、办事敏捷的奴才。
雍正皇帝既深刻阴鸷，又有天真淋漓的一面，冷起来一块冰，热起来一团火。严肃起来，谁也不敢喘气；高兴起来，有时又没大没小。他在李卫的奏折上批过这样的话：“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给年羹尧的朱批有这样的话：“从来君臣之遇合……未必得如我二人之人……总之，我二人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令天下后世钦慕流涎就是矣！”他对大臣固然以苛刻闻名，但对某些投脾气的人也有热情如火、视如朋友、信任不衰的一面。比如对鄂尔泰和张廷玉。
但乾隆却极重君臣之别，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面孔，从来没有与大臣们建立起什么私交。也许晚年的和砷算是唯一的例外。
对于大臣的“好名”之习，乾隆和父亲一样向来痛恨。乾隆十九年（1754年）他训斥陕西巡抚陈宏谋：“嗣后倘不思痛改前非，遇事苟且掩饰，仍蹈沽名钓誉之恶习，必不能逃朕洞鉴，恩再邀宽典也。”
在打击限制大臣“好名之习”方面，乾隆不但学习了父亲制造冤狱的办法，还有所创新。
传统社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政治习惯，就是那些政绩卓著的地方官离任后，当地官民往往会通过送万民伞、立碑、建祠等形式加以表彰和纪念。然而乾隆皇帝却通令各省，将各地的去思德政碑“概行扑毁”，并严禁为官员建造生祠。在他的严令下，全国各地纷纷将康、雍以来所建祠堂、石碑摧毁，仅云南、山西两省，就近六百座。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十七日，尹嘉铨案审结。在“妄比大贤，托名讲学，谬多著述，以图欺世盗名，又复妄列名臣，颠倒是非，隐启朋党之渐”的罪名之外，乾隆还审得尹嘉铨犯有许多其他不可饶恕的“大罪”：
尹嘉铨在书中写有“为帝者师”四个字。乾隆嘲笑他学习浅陋，让大臣们评论，他“能为朕师傅否”？
尹嘉铨自号“古稀老人”，“古稀”二字典出杜诗“人生七十古来稀”。不巧乾隆帝也恰逢七旬大寿，自称“古稀天子”，又写了《古稀说》颁示天下，把“古稀”垄断了。年逾七十的尹氏以此自号，被认为是“僭妄”。
乾隆十分欣赏明太祖废除相权之举，认为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大大提高了君权的稳定性，实在是造福百世万代帝王，因此，他十分反感人们把清代的大学士习惯性地称为相国。尹嘉铨在自己的著作中屡称大学士为“相国”，乾隆批评说，宰相之名久已废置，本朝自皇祖、皇考以至朕，太阿在握，权柄不移。在朝大学士，作用不过是承旨记录，有哪件事曾借助大学士的襄赞？
既然尹氏犯了如此多的“大罪”，大学士、九卿等在反复审讯后，奏请将尹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照律缘坐，也就是说，16岁以上的子孙都要杀头，家中的女人们以及16岁以下的子孙要发配为奴。不过乾隆大仁大德，加恩免其凌迟，改为绞立决，亲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同时命各省查缴销毁尹著述或编辑的著作，他在各地的碑崖石刻及拓本也一律铲削磨毁。对此，鲁迅说：“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这项工作牵涉各省，一直进行了半年之久。
不论尹嘉铨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本来都不干王法。生活在除乾隆之外的任何一个时代，他都会安享天年，寿终正寝。然而很不幸，他遇到了乾隆。
任何事情都有另一面。乾隆极力扩张君权，虽一时收到稳定之效，却造成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清代后期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正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粱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在皇帝明察之下，他们老老实实，卖命效力，以图飞黄腾达。皇帝一旦放松警惕，他们就会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盗窃皇帝的家产。
乾隆之后的中国，一蹶不振，人心沦丧，在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面前都缺乏抵抗力，不能不说与乾隆打断了官员和士人的脊骨表里相关。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如果说专政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一 尹壮图的奏折
文字狱的消失和它的兴起一样猝然。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全国的封疆大吏在皇帝的一再鞭打下，集体陷入了亢奋乃至疯狂状态。他们放下日常工作，昼夜不息地审查着帝国内所有的汉字，而皇帝却在这个时候不动声色地转向了。
这年年初，河南光州祝万青被人举报。举报者称他家祠堂所悬的匾额对联有严重问题。其匾额曰“豆登常新”。其对联是“吾祖吾宗，贻厥孙谋；若裔若子，增其式廓”，这类气势宏大的文字只有皇帝用起来才合适，平民百姓怎么可以妄用？
指控当然十分可笑。可是如果祝氏因此家破人亡，却绝不会令人意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之后，类似的荒唐冤狱数不胜数。地方官不敢怠慢，将此案列为大案火速上报，等待着皇帝对他们办事勤敏的嘉奖。
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皇帝说，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是一起诬告案件：“此等扁对杂凑字句，谓之文理不通则可，指为语句违碍则不可。若如此吹求字句，天下何人得自解免？此案所控情节，看来竟属险诈诬罔，断不可因此拖累无辜，致长刁风！”
既然皇帝不为已甚，地方官当然也就乐得不再伤天害理。乾隆四十八年之后（1783年），文字狱稀稀落落，显著减少。
乾隆五十年（1785年），借《慎余堂集》案，皇帝又一次向天下督抚大员郑重重申，文字狱不可扩大化：“外间著有诗文，果有如钱谦益、吕留良等，其本人及子孙俱登仕版而狂吠不法者，自应搜查严办；若并非有心违悖，不过字句微疵，朕从不肯有意吹求。”这道谕旨之后的《奈何吟》一案，竟成了乾隆朝文字狱的绝响。腥风血雨终于停息，读书人提了几十年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全国上下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清代文字狱档》）
皇帝为什么停下了杀戮之手？
因为文字狱运动已经成功地达到了目的。
如前所述，乾隆朝文字狱的目的是以超级恐怖为手段，消灭一切可能危及统治的思想萌芽。三十余年的文字狱运动，如同把整个社会放入一个高压锅里进行灭菌处理，完成了从外到里的全面清洁。一切有胆量、有头脑、有野心和他较量的人，都已经从肉体上消失；一切稍涉异端的书籍字纸，都已经被烧光；连绵不断的惨痛绝伦的大案，已经吓破所有活下来的人的胆。
一张一弛，宽严相济，是乾隆的一贯统治原则。严了三十年，终于可以宽一宽了。不但高压锅内臣民们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崩溃的边缘，就连他这个给高压锅加火的人，也实在太疲倦了。
更何况，文字狱运动的胜利结束，就如同一幢超级雄伟壮丽的建筑封了顶，标志着乾隆盛世构想的全面完成。物质的盛世很容易昙花一现，只有扫灭了一切精神敌人的盛世才可能永恒。而文字狱运动的成功标志着乾隆物质精神的双重胜利：物质上，他已经把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潜力发挥到了最大；精神上，他创造了消灭一切异端思想萌芽的完美局面。乾隆盛世由此超越文景、贞观、开元等其他盛世，登上了顶峰，他的子孙后代将要继承的会是一个万代无虞的铁打江山。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十岁的皇帝御制了一篇《古稀说》，对全国的形势做了如下的描述：
三代以上弗论矣，三代以下，为天子而寿登古稀者，才得六人，已见之近作矣。至乎得国之正，扩土之广，臣服之普，民庶之安，虽非大当，可谓小康。且前代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外戚，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今皆无一仿佛者。即所谓得古稀之六帝，元、明二祖，为创业之君，礼乐政刑有未遑焉。其余四帝，予所不足为法，而其时其政，亦岂有若今日哉，是诚古稀而已矣。夫值此古稀者，非上天所赐乎。
意思是说，中国开辟以来，夏商周三代年代古远，事不可稽，暂且不论。就拿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来说，两千年间，活到了七十岁的皇帝不过才六人。然而这六个人中，汉武帝晚年失政，梁武帝不得善终，唐明皇仓皇幸蜀，宋高宗偏安一方，皆算不上伟大的皇帝。只有元世祖和明太祖称得上真伟人，不过他们当开国之初，有武功而乏文治，仍然不如乾隆朝之盛大。大清王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牢固，领土达史上最广，周围国家普遍宾服，民众安居乐业。社会虽然没有达到大同，但是已经进入小康。而且历代专治政治中的重大弊端，比如强大的地方分裂势力，敌国外患，权臣，外戚，后宫，太监，奸臣，小人，都已经消灭。国家之安，前所未有。这种富庶和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诚可谓“古来稀”了。自己确实是古往今来最有福气的大皇帝。
七十岁的乾隆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间，老皇帝仍然是那么精神矍铄，仍然是那么勤政不懈，不过他没有再兴起大的政治运动，而是事事以安定团结为重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到五十五年（1790年）的十年间，大清王朝所发生的最重要的事只有三件，那就是乾隆四十五年的皇帝七十大寿，乾隆五十年的七十五岁大寿，以及五十五年的八十大寿。
清代皇室对过生日特别重视。乾隆的重孙媳慈禧把这个传统发挥到了极致，战争可以不管，生日不能不过。乾隆对生日的在乎虽然没有这么夸张，但皇帝的整生日却仍然是帝国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之一。虽然生日只有一天，但是八十大寿的庆典实际上连绵不断进行了三个月。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热烈、花样百出的庆祝活动。
不料，就在各种庆祝活动都消歇了之后，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了一道折子，却破坏了皇帝的好心情。
这道折子说，目前实行的“议罪银制度”弊端甚大，应该废止。
所谓“议罪银制度”，是乾隆朝的一项政治发明。有些大臣，皇帝正用得顺手，却不慎犯了过错，皇帝以为人才难得，不愿换人，便罚些银子了事。尹壮图却说，这个制度问题极大。因为它实际上助长了官员们违法乱纪之风，纵容了贪污腐败的蔓延。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出现的巨额财政亏空，也就是财政赤字，就与议罪银制度的实行有关。他说：“总督巡抚们自蹈愆尤之罪，皇上圣恩，不行立即罢斥，而令其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素来贪污之人更可以胆大妄为，盗用公款，反正日后查出来，罚点银子赔上就完了。而清廉之员因为财政紧张，难保任内不出现亏空，因此不得不曲意结好属下，以求身后出现亏空时得到他们的帮助。“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尹壮图请求皇帝“永停此例”。
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提醒自己，不要生气，不要存拒谏之成见，不要像那些庸主一样，见了批评就暴跳如雷。为了表明这个姿态，在尹氏折子的第一段后，他提笔批道“不为无见”，也就是说，挺有见地。
皇帝很清楚议罪银制度确实易生弊端。特别是和砷当政后，将议罪银制度化了，大臣们所犯只要不是重罪，大抵可以在交纳罚银后，从轻发落。这其中难保没有一个两个原本应该重处的漏网之鱼。
不过皇帝自有其苦衷。和砷将议罪银制度化，是为了给皇帝弄些零花钱。数量巨大的罚银由此滚滚流入皇帝的小金库，用于皇帝的额外开支，比如南巡路上花用，生日时的赏赐。如果没有这笔银子，皇帝的手头马上会困窘起来。更何况，一项制度的好坏，关键是看执行得怎么样。皇帝认为自己的英明一如既往，能够把这个制度的弊端降到最低限度。因此笔锋一转，他又说，人才难得，“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事出有因，人我两便，似乎并无大的不妥。
在自我辩解完之后，皇帝又提出一个问题。皇帝说，凡言一事，要有据才能有理。尹氏所言“各省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至仓库多有亏缺”，这是尹氏的主观臆测呢，还是有实在证据？皇帝认为，大清正当全盛之日，怎么会出现“仓库多有亏缺”的败政？“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
也就是说，请尹壮图为自己的建言提供一两条事实证据。
皇帝熟知官员们往往既图敢言之名，又不肯得罪人，所以其议论读起来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细究起来，却不牵连具体的人和事。对这种“巧伪之习”，皇帝一直十分讨厌。如果你尹壮图果然有理有据，那么对不起，请你别怕得罪人，交代出一两个来。
让无职无权的京官去抓地方官们的犯罪实据，是多么不现实。如果是稍微乖巧点的官员，揣测皇帝批复之口风，自然能领会到皇帝的不悦。皇帝的拒谏之心已显露在字里行间，最聪明的应对无过于及时转舵，回复说自己并无证据，建议也确实荒唐，经圣主教育已经恍然大悟，等等等等。虽然丢了面子，却可以安全保身。
然而尹壮图却与众不同。他在复奏中说，自己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事出有因。三年前，他老父去世，他丁忧回了老家云南，今年守孝期满，又从云南回京任职，这一往一返数千里，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这次旅行使他发现，如今的大清王朝，已经快腐烂透了：他一路上接触到的人，无不在诉说当地官员如何贪污腐败；一路上所见的民生，远不如他想象的那么富庶繁荣，而是贫民遍地，财政匮乏，几乎各省都有财政亏空。“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疆臣中惟李世杰、书麟独善其身”。
尹壮图说，如今天下普通百姓对大清政局无不痛心疾首。“臣经过直隶、山东、河南、湖广、江浙、广西、贵州、云南等省，但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那些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花样，几乎闻所未闻，想都想不出来。不过作为一个丁忧官员，他没有时间，也没有权力和职责一一调查取证。“若问勒派逢迎之人，那些上司属员昏夜授受时，外人岂能得见？臣自难于一一指实。”
在复奏的最后，尹壮图说，如果皇帝不相信他的话，那么他请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派一个信得过的满洲大臣，和他一起去各地密查，一定可以迅速取得证据。
尹氏的头一道奏折只是让皇帝略有不悦，这道复奏却让皇帝深受刺激。皇帝读到“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半皆蹙额兴叹，而各省风气大抵皆然”一段，手剧烈地抖起来，脸也涨得通红。旁边伺候的老太监看情形不对，连忙上前递过一杯茶。老皇帝喝了几口，闭目片刻，才慢慢平静下来，提笔颤抖着在一旁批道：“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矣！”
也就是说，竟然好像在我领导下的当今天下，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
然后把笔掷到一旁，靠在椅子背上，大口大口地喘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