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执委会的可不仅仅是帆布的货源，事实上各种纺织产品都是穿越集团所需的物资。医疗部门使用的纱布、民众制衣需要的棉布、包裹火药包所用的绸布，以及眼下最为急需却一直没找到合适货源的帆布，这些纺织品加到一起，所需的量其实已经相当大，但琼州岛上却没有一个能够稳定地向穿越集团供货的商家。
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琼州岛本地出产的纺织品数量很少，像崖州吉贝布这样以木棉为原料的织物，因为其产量太低，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地方特产。而穿越集团对布料的使用量又极大，仅仅靠着本地出产已经完全无法满足需要。
对于这种状况，也并不是没人对农业部表示过疑问——我们干嘛不自己种棉花？有知情人更是指出，当初在穿越前农业部筹备的物资中就有优良棉种，既然自身发展需要大量的纺织物，又准备了棉种，那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垦棉田的计划出台。
对于这些疑问，农业部负责人袁若修老爷子亲自出面作了解释。棉花是喜热作物，海南的日照时间和平均温度是可以种植棉花，但棉花的开花期和收获期都忌水，而海南所在的地方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雨水偏多，空气湿度大，从这个角度来讲并不适宜棉花的种植。最要命的是棉花的收获季节几乎是跟海南的雨季重合，光是这一条就几乎把种棉花的路子给堵死了。农业部之所以在穿越前准备了棉种，可并不是为了在海南岛上种棉花——等日后穿越集团占据了适宜棉花种植的地区，再把这好东西拿出来发挥作用。
袁老爷子的专业就是研究经济作物，既然老专家都说了海南岛不适合种棉花，那大家就只能把眼光放到岛外了。看样子穿越集团所需的各种纺织品，现阶段也都只能依赖于从外面进口。不过这个时候袁老爷子又给了灰心丧气的执委们一个小小的惊喜：海南岛虽然不适合种棉花，但根据后世的农业开发经验表明，海南岛的部分地区的环境适合用来种桑养蚕。
对于袁老爷子的这种说法，有人也表示出了质疑——穿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海南出丝绸什么的？
袁若修解释说，海南的四季温差小，每年养蚕时间比内陆长了几乎一倍，很适合用来搞大规模蚕桑产业。实际上海南开始大规模的种桑养蚕是从21世纪初期才开始的，到穿越之前还没满十年，虽然已经验证了可行性，但因为在海南农村推广的规模还不算很大，所以还没有太大的名气。不过根据穿越前国家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的时候海南全省的桑园种植面积将会达到60万亩，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口也将超过百万，会成为全国蚕桑丝绸产业链最完整的产地之一。既然国家对海南蚕桑产业有这么大的规划，那就说明在这里种桑养蚕是可行的。
这下就完全把执委会的兴趣勾起来了，生丝在这个时代完全就是软黄金，西方国家的商人每年都是拿着真金白银远渡重洋来中国排着队求购。根据非专业历史学家宁崎所提供的资料，福建海商许心素在同时期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生丝，价格高达每担140两银子以上。而袁若修所提供的后世生产数据表明，2006年海南琼中一地的种桑面积达三万余亩，年产鲜茧三万担，折算成生丝大约在四千担上下，照现在的生丝外贸价格可是一笔巨款了！如果织成丝绸出售，那价格至少还能再翻上一番，要是操作得好，这门生意能赚回来的钱不会比军火贸易少。
袁若修进一步指出，开发蚕桑产业的好处并不仅仅只是出产丝绸，同时也可以带动果桑、茶桑、菜桑、竹编、纺织、进出口贸易等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对促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将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甚至日后只需丝绸这一样产品能上得了规模，就足以把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部分转移到海南岛来。
当然了，好处这么多，要开发这个项目也并非没有困难。在执委们就快要叫嚣立刻推广桑园种植之前，袁若修向大家说明了开发这个产业的几个主要难点。
第一个便是海南的雨季问题，每年的七到十月都是海南岛的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让细菌真菌的繁殖速度加快，如果没有合理的措施，很容易大范围地爆发蚕病造成减产；第二个问题是海南本地的野外昆虫多，有些种类同样会以桑叶作为食物，并且会传播蚕病，也是隐患之一；第三是本地的民众毫无养蚕经验，农业部也严重缺乏相关技术人员，要在短期内做大规模的推广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最后一个原因是本地并没有优良的蚕种，因为这玩意儿无法长期保存，所以穿越前农业部也并没有携带蚕种，只带了数棵适应海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桑树过来，要开发这个产业就必须设法从外地引入蚕种，并且需要花时间在本地重新培养出能抗高温高湿环境的新蚕种才行。
等袁若修把其中的门门道道讲清楚，执委们一开始的劲头已经消散了大半。不管是从大陆地区引进蚕种、在本地搞科研育种、培训技术人员、在农村大规模推广，没有哪一个环节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整个产业从规划到投产，没两三年的工夫恐怕见不到成效。这产业好是好，但只能先列入农业部的开发计划之中，一步一步地慢慢来。
而大本营的这些情况，都已经通过电报和书信的方式告知了驻广办。驻广办倒是认为引进蚕种这事不会太难，因为与广东紧邻的福建就是自古以来的重要蚕桑产地。当地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蚕桑产业规模，到了宋代，丝织业规模已经和四川、江浙起名，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纺织中心之一，而号称“刺桐城”的泉州因为丝织业发达，在中世纪直接就被不明真相的欧洲人用“刺桐”当作了“缎子”的代名词，马可波罗也曾在游记中将泉州港的繁荣程度与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
可以说福建当地不管是优良的蚕种，还是丝织业的熟练工人，乃至蚕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而这个时代同样也遵循了有钱就好办事的规律，驻广办只要肯出钱，为大本营完成这一任务并不是什么难题，所缺的不过是合适的时机和渠道罢了。
而这个“永丰布行”的出现，倒是正好迎合了驻广办眼下的实际需求。施耐德立刻让何夕写了约定见面的回帖，然后把于小宝叫了进来，让他把回帖送到对方那里。
第二天傍晚，“永丰布行”的广州掌柜果然就坐着小轿来到了位于广州城外的驻广办所在地登门拜访。之所以选在驻广办而不是在广州城里选一处酒楼饭店，施耐德等人对此也是有所考虑的，这一是秉承着推广“海汉先进生活方式”的原则，尽可能让客商直接接触到驻广办想要在大陆推广的各种商品，比如玻璃餐具、文具、卫浴设备、化工产品，乃至菜肴中所添加的各种胜利港特产的香料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突出海汉生活方式与大明的不同，而这些不同所体现出的海汉优越性足以吸引大明士绅去模仿，进而达到商品和文化输出的目的。
其二，在驻广办内会见客人，也可以免去隔墙有耳之嫌。经过了昨天书局开业的大出风头之后，“海汉”这个名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广州火了起来，民众们发现原来前几个月在广州市场上卖到绝版的各种新奇的海货，便是来自“海汉”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商号——是的，绝大部分广州民众还只是将海汉人的出现当作了一个新商行入驻本地，这个新商行除了有很多新奇又贵重的玩意儿出售之外，似乎与其他商行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于是各路商家都纷纷出动，希望能够与海汉方面联系上，让自家也能加入到海汉商品的销售渠道当中。
第三，这样做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参考了萧良和虞尧两名军警部成员的意见。虽然驻广办现在加上民兵在内也有十多名武装人员驻守，但如果成员需要进城，那就必须得有军警人员跟随——尽管施耐德和何夕对此都不以为然，他们在第二梯队到来之前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广州城内到处乱窜。但萧良和虞尧还是坚持了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晚上如果要在广州城内过夜，那至少要有两名以上的安保人员随行，并且作为一二把手的施耐德和何夕不能同时在广州城内过夜，必须至少留一人在驻广办以备不时之需。
于是出于种种的考虑，最后驻广办也就担当起了主要的对外接待任务。好在此时驻广办的改造工程已经完工，来客倒也不会看到什么乱糟糟的情形了。
施耐德和何夕在接到通报后，一起到院子大门迎接了这位“永丰布行”的掌柜。除了“福瑞丰”的人之外，这也是驻广办成立之后第一位登门造访的客商。
虽然离接到对方的拜帖仅仅只过了一天的时间，但何夕还是设法从某些渠道打听到了关于这间布行以及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丰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据说是当地的五大布商之一，当然了，这个时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围也包括了其他的纺织品在内，并不仅仅只局限于棉布。事实上根据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这些大布商在当地都拥有相当面积的桑田和雇佣的蚕农，也就是说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可不仅仅是销售渠道，而是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而这正是驻广办所感兴趣的地方。
这位姓马的掌柜年过四旬，虽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据说也跟大老板沾亲带故有些亲属关系。这个时代的连锁生意基本都不会摆脱家族经营的模式，特别是派到外地的这种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没点血缘关系的人，是很难得到足够的信任去坐上这个位子。
“永丰布行”在广州城里开着一间不小的铺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两地出产的绸缎制品，针对的客户也基本是以社会中上阶层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丰”为穿越集团所采购的大宗货物中，纺织品特别是绸缎制品，有相当一部分的货源都是来自于“永丰布行”——这些绸缎运回胜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装火药包上。
执委会所奉行的商业谈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进行——几个负责对外事务的执委都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将，都喜欢先将对手灌个半醉再进行谈判，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当初李奈第一次到胜利港的时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这也间接地造成了之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存在着大量对“福瑞丰”不利的条款。
驻广办成立之后，执委会也是从库存中特批了几十斤白酒给他们。但当他们来到广州之后，却发现本地也很有几种味道不错的佳酿，甚至还优于他们特地从后世带来的那些勾兑酒。
在这个时代蒸馏酒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烧酒被发明出来，元代文献中便有了蒸馏酒和蒸馏器的记载，而明代的《本草纲目》中更是有详细说明了烧酒的制作方法和医用价值。因此在大明的酒肆中，也一直都有烈性酒出售。
当然驻广办拿出来的酒在观感上要比普通的酒楼饭店高档得多，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是大明市场上难以见到的玻璃酒瓶。而这也正是驻广办已经向胜利港申报的新产业之一，由胜利港生产玻璃酒瓶，运至广州，驻广办在本地组织白酒货源和工人进行灌装，然后贴上铭牌，再以原本价格的十倍以上出售。这门生意的可行性极高，而且大明的商人因为受限于包装而难以模仿，但这个计划报回胜利港之后却被执委会暂时搁置到了一边——现有的玻璃制品产能实在有限，连完成手头的订单都还存在困难，就更不要说制作工艺较为复杂的玻璃瓶了，这玩意儿仅靠着目前纯手工工艺人工吹制，很难谈得上什么产量，起码要等工业部研究出挤压成型的简易生产线再说。
但哪怕是后世带来的普通白酒瓶子，现在也足以镇住这位曾以为自己见多识广的马掌柜了——不光是酒瓶，桌上的碗、碟、杯、盏，除了筷子之外的所有东西，甚至连放筷子的小托架都是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这种奢侈感是马掌柜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见识过的。哪怕是他以前曾经有幸参加过的某知府大人的家宴，也不过就拿出两个单把手的瓜型玻璃瓶盛酒而已，而眼前的这一桌子玻璃器，其形制都是在市面上所没有见过的，必定是海汉人自用的高级货，马掌柜迅速地在心里估了下价，至少应该在五百两以上。
这些东西当然都是非卖品，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后世的工业品，尺寸规整，工艺先进，而不是胜利港玻璃作坊里靠着人工制出的粗糙商品。这些东西在穿越初期向外界出售了少量之后就被执委会列为了禁售物资，目前只在社交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场合作为展示品来使用，而不会再轻易对外大宗出售了。
看到了这些东西，马掌柜便基本可以确信市面上的传言都是真的，前些日子在广州城内炒得火热的玻璃制品的确是来自海汉人的供应，而这也让他更加确信自己将会不虚此行——掌握了这种先进工艺的海汉人无疑就等于是掌握了海量的财富，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有多大的本事从海汉人的口袋里掏到钱了。
酒过三巡，马掌柜便有意无意开始打听海汉人的根基所在，而施耐德对此也并不隐瞒，声称自家的产业座落在崖州某处海港之中，并邀请马掌柜在方便的时候能够去亲身游历一番。当然，施耐德宣传的重点并非是当地的自然风光如何漂亮，而是海汉商品的丰富种类，以及胜利港的自由免税政策。
这位马掌柜显然也是长期在外面走动的人，一听到“免税”眼睛就亮了：“施先生是说在胜利港交易，货物无需缴纳税赋？”
施耐德笑道：“连一个铜板都不用缴！”
马掌柜眼睛转了转又问道：“那是否会按船只大小，或是货舱大小来收取费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广州市舶司所征的水饷就是按船只的尺寸来收取，只要想收钱，主管单位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施耐德解释道：“在胜利港对外来商船不存在以任何名义征收的税赋。当然了，如果贵商行要在胜利港开店售货，那就得另当别论了。”
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琼州岛本地出产的纺织品数量很少，像崖州吉贝布这样以木棉为原料的织物，因为其产量太低，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地方特产。而穿越集团对布料的使用量又极大，仅仅靠着本地出产已经完全无法满足需要。
对于这种状况，也并不是没人对农业部表示过疑问——我们干嘛不自己种棉花？有知情人更是指出，当初在穿越前农业部筹备的物资中就有优良棉种，既然自身发展需要大量的纺织物，又准备了棉种，那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垦棉田的计划出台。
对于这些疑问，农业部负责人袁若修老爷子亲自出面作了解释。棉花是喜热作物，海南的日照时间和平均温度是可以种植棉花，但棉花的开花期和收获期都忌水，而海南所在的地方属于热带季风气候，雨水偏多，空气湿度大，从这个角度来讲并不适宜棉花的种植。最要命的是棉花的收获季节几乎是跟海南的雨季重合，光是这一条就几乎把种棉花的路子给堵死了。农业部之所以在穿越前准备了棉种，可并不是为了在海南岛上种棉花——等日后穿越集团占据了适宜棉花种植的地区，再把这好东西拿出来发挥作用。
袁老爷子的专业就是研究经济作物，既然老专家都说了海南岛不适合种棉花，那大家就只能把眼光放到岛外了。看样子穿越集团所需的各种纺织品，现阶段也都只能依赖于从外面进口。不过这个时候袁老爷子又给了灰心丧气的执委们一个小小的惊喜：海南岛虽然不适合种棉花，但根据后世的农业开发经验表明，海南岛的部分地区的环境适合用来种桑养蚕。
对于袁老爷子的这种说法，有人也表示出了质疑——穿越之前怎么没听说过海南出丝绸什么的？
袁若修解释说，海南的四季温差小，每年养蚕时间比内陆长了几乎一倍，很适合用来搞大规模蚕桑产业。实际上海南开始大规模的种桑养蚕是从21世纪初期才开始的，到穿越之前还没满十年，虽然已经验证了可行性，但因为在海南农村推广的规模还不算很大，所以还没有太大的名气。不过根据穿越前国家制定的十二五发展规划，到2020年的时候海南全省的桑园种植面积将会达到60万亩，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口也将超过百万，会成为全国蚕桑丝绸产业链最完整的产地之一。既然国家对海南蚕桑产业有这么大的规划，那就说明在这里种桑养蚕是可行的。
这下就完全把执委会的兴趣勾起来了，生丝在这个时代完全就是软黄金，西方国家的商人每年都是拿着真金白银远渡重洋来中国排着队求购。根据非专业历史学家宁崎所提供的资料，福建海商许心素在同时期卖给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生丝，价格高达每担140两银子以上。而袁若修所提供的后世生产数据表明，2006年海南琼中一地的种桑面积达三万余亩，年产鲜茧三万担，折算成生丝大约在四千担上下，照现在的生丝外贸价格可是一笔巨款了！如果织成丝绸出售，那价格至少还能再翻上一番，要是操作得好，这门生意能赚回来的钱不会比军火贸易少。
袁若修进一步指出，开发蚕桑产业的好处并不仅仅只是出产丝绸，同时也可以带动果桑、茶桑、菜桑、竹编、纺织、进出口贸易等等一系列产业的发展，对促进地区的经济开发将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甚至日后只需丝绸这一样产品能上得了规模，就足以把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中心部分转移到海南岛来。
当然了，好处这么多，要开发这个项目也并非没有困难。在执委们就快要叫嚣立刻推广桑园种植之前，袁若修向大家说明了开发这个产业的几个主要难点。
第一个便是海南的雨季问题，每年的七到十月都是海南岛的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会让细菌真菌的繁殖速度加快，如果没有合理的措施，很容易大范围地爆发蚕病造成减产；第二个问题是海南本地的野外昆虫多，有些种类同样会以桑叶作为食物，并且会传播蚕病，也是隐患之一；第三是本地的民众毫无养蚕经验，农业部也严重缺乏相关技术人员，要在短期内做大规模的推广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最后一个原因是本地并没有优良的蚕种，因为这玩意儿无法长期保存，所以穿越前农业部也并没有携带蚕种，只带了数棵适应海南气候和地理条件的桑树过来，要开发这个产业就必须设法从外地引入蚕种，并且需要花时间在本地重新培养出能抗高温高湿环境的新蚕种才行。
等袁若修把其中的门门道道讲清楚，执委们一开始的劲头已经消散了大半。不管是从大陆地区引进蚕种、在本地搞科研育种、培训技术人员、在农村大规模推广，没有哪一个环节是能在短期内完成的，整个产业从规划到投产，没两三年的工夫恐怕见不到成效。这产业好是好，但只能先列入农业部的开发计划之中，一步一步地慢慢来。
而大本营的这些情况，都已经通过电报和书信的方式告知了驻广办。驻广办倒是认为引进蚕种这事不会太难，因为与广东紧邻的福建就是自古以来的重要蚕桑产地。当地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蚕桑产业规模，到了宋代，丝织业规模已经和四川、江浙起名，成为全国三大丝绸纺织中心之一，而号称“刺桐城”的泉州因为丝织业发达，在中世纪直接就被不明真相的欧洲人用“刺桐”当作了“缎子”的代名词，马可波罗也曾在游记中将泉州港的繁荣程度与亚历山大港相提并论。
可以说福建当地不管是优良的蚕种，还是丝织业的熟练工人，乃至蚕桑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拥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而这个时代同样也遵循了有钱就好办事的规律，驻广办只要肯出钱，为大本营完成这一任务并不是什么难题，所缺的不过是合适的时机和渠道罢了。
而这个“永丰布行”的出现，倒是正好迎合了驻广办眼下的实际需求。施耐德立刻让何夕写了约定见面的回帖，然后把于小宝叫了进来，让他把回帖送到对方那里。
第二天傍晚，“永丰布行”的广州掌柜果然就坐着小轿来到了位于广州城外的驻广办所在地登门拜访。之所以选在驻广办而不是在广州城里选一处酒楼饭店，施耐德等人对此也是有所考虑的，这一是秉承着推广“海汉先进生活方式”的原则，尽可能让客商直接接触到驻广办想要在大陆推广的各种商品，比如玻璃餐具、文具、卫浴设备、化工产品，乃至菜肴中所添加的各种胜利港特产的香料等等，所有的一切都在突出海汉生活方式与大明的不同，而这些不同所体现出的海汉优越性足以吸引大明士绅去模仿，进而达到商品和文化输出的目的。
其二，在驻广办内会见客人，也可以免去隔墙有耳之嫌。经过了昨天书局开业的大出风头之后，“海汉”这个名号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在广州火了起来，民众们发现原来前几个月在广州市场上卖到绝版的各种新奇的海货，便是来自“海汉”这个从未听说过的新商号——是的，绝大部分广州民众还只是将海汉人的出现当作了一个新商行入驻本地，这个新商行除了有很多新奇又贵重的玩意儿出售之外，似乎与其他商行也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于是各路商家都纷纷出动，希望能够与海汉方面联系上，让自家也能加入到海汉商品的销售渠道当中。
第三，这样做也是出于安全考虑，参考了萧良和虞尧两名军警部成员的意见。虽然驻广办现在加上民兵在内也有十多名武装人员驻守，但如果成员需要进城，那就必须得有军警人员跟随——尽管施耐德和何夕对此都不以为然，他们在第二梯队到来之前经常都是一个人在广州城内到处乱窜。但萧良和虞尧还是坚持了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特别是晚上如果要在广州城内过夜，那至少要有两名以上的安保人员随行，并且作为一二把手的施耐德和何夕不能同时在广州城内过夜，必须至少留一人在驻广办以备不时之需。
于是出于种种的考虑，最后驻广办也就担当起了主要的对外接待任务。好在此时驻广办的改造工程已经完工，来客倒也不会看到什么乱糟糟的情形了。
施耐德和何夕在接到通报后，一起到院子大门迎接了这位“永丰布行”的掌柜。除了“福瑞丰”的人之外，这也是驻广办成立之后第一位登门造访的客商。
虽然离接到对方的拜帖仅仅只过了一天的时间，但何夕还是设法从某些渠道打听到了关于这间布行以及这位掌柜的一些信息。
“永丰布行”的根基在杭州，据说是当地的五大布商之一，当然了，这个时代的布商的生意范围也包括了其他的纺织品在内，并不仅仅只局限于棉布。事实上根据何夕收到的小道消息，这些大布商在当地都拥有相当面积的桑田和雇佣的蚕农，也就是说他们手中所掌握的可不仅仅是销售渠道，而是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而这正是驻广办所感兴趣的地方。
这位姓马的掌柜年过四旬，虽然不是布行老板的本家，但据说也跟大老板沾亲带故有些亲属关系。这个时代的连锁生意基本都不会摆脱家族经营的模式，特别是派到外地的这种坐店掌柜，如果跟大老板没点血缘关系的人，是很难得到足够的信任去坐上这个位子。
“永丰布行”在广州城里开着一间不小的铺子，主要是出售松江布和杭州、泉州两地出产的绸缎制品，针对的客户也基本是以社会中上阶层为主。而在此之前，“福瑞丰”为穿越集团所采购的大宗货物中，纺织品特别是绸缎制品，有相当一部分的货源都是来自于“永丰布行”——这些绸缎运回胜利港之后，基本都用在了制作火炮使用的定装火药包上。
执委会所奉行的商业谈判方式，一向都是在酒桌上进行——几个负责对外事务的执委都是久经考验的酒场老将，都喜欢先将对手灌个半醉再进行谈判，这样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施耐德也是其中之一，当初李奈第一次到胜利港的时候，施耐德就是酒桌上的主力之一，而这也间接地造成了之后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存在着大量对“福瑞丰”不利的条款。
驻广办成立之后，执委会也是从库存中特批了几十斤白酒给他们。但当他们来到广州之后，却发现本地也很有几种味道不错的佳酿，甚至还优于他们特地从后世带来的那些勾兑酒。
在这个时代蒸馏酒并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唐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烧酒被发明出来，元代文献中便有了蒸馏酒和蒸馏器的记载，而明代的《本草纲目》中更是有详细说明了烧酒的制作方法和医用价值。因此在大明的酒肆中，也一直都有烈性酒出售。
当然驻广办拿出来的酒在观感上要比普通的酒楼饭店高档得多，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是大明市场上难以见到的玻璃酒瓶。而这也正是驻广办已经向胜利港申报的新产业之一，由胜利港生产玻璃酒瓶，运至广州，驻广办在本地组织白酒货源和工人进行灌装，然后贴上铭牌，再以原本价格的十倍以上出售。这门生意的可行性极高，而且大明的商人因为受限于包装而难以模仿，但这个计划报回胜利港之后却被执委会暂时搁置到了一边——现有的玻璃制品产能实在有限，连完成手头的订单都还存在困难，就更不要说制作工艺较为复杂的玻璃瓶了，这玩意儿仅靠着目前纯手工工艺人工吹制，很难谈得上什么产量，起码要等工业部研究出挤压成型的简易生产线再说。
但哪怕是后世带来的普通白酒瓶子，现在也足以镇住这位曾以为自己见多识广的马掌柜了——不光是酒瓶，桌上的碗、碟、杯、盏，除了筷子之外的所有东西，甚至连放筷子的小托架都是晶莹剔透的玻璃制品，这种奢侈感是马掌柜在过去的人生中从未见识过的。哪怕是他以前曾经有幸参加过的某知府大人的家宴，也不过就拿出两个单把手的瓜型玻璃瓶盛酒而已，而眼前的这一桌子玻璃器，其形制都是在市面上所没有见过的，必定是海汉人自用的高级货，马掌柜迅速地在心里估了下价，至少应该在五百两以上。
这些东西当然都是非卖品，因为它们都是来自后世的工业品，尺寸规整，工艺先进，而不是胜利港玻璃作坊里靠着人工制出的粗糙商品。这些东西在穿越初期向外界出售了少量之后就被执委会列为了禁售物资，目前只在社交或者其他一些特殊场合作为展示品来使用，而不会再轻易对外大宗出售了。
看到了这些东西，马掌柜便基本可以确信市面上的传言都是真的，前些日子在广州城内炒得火热的玻璃制品的确是来自海汉人的供应，而这也让他更加确信自己将会不虚此行——掌握了这种先进工艺的海汉人无疑就等于是掌握了海量的财富，剩下的就要看自己能有多大的本事从海汉人的口袋里掏到钱了。
酒过三巡，马掌柜便有意无意开始打听海汉人的根基所在，而施耐德对此也并不隐瞒，声称自家的产业座落在崖州某处海港之中，并邀请马掌柜在方便的时候能够去亲身游历一番。当然，施耐德宣传的重点并非是当地的自然风光如何漂亮，而是海汉商品的丰富种类，以及胜利港的自由免税政策。
这位马掌柜显然也是长期在外面走动的人，一听到“免税”眼睛就亮了：“施先生是说在胜利港交易，货物无需缴纳税赋？”
施耐德笑道：“连一个铜板都不用缴！”
马掌柜眼睛转了转又问道：“那是否会按船只大小，或是货舱大小来收取费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广州市舶司所征的水饷就是按船只的尺寸来收取，只要想收钱，主管单位总是能想到办法的。
施耐德解释道：“在胜利港对外来商船不存在以任何名义征收的税赋。当然了，如果贵商行要在胜利港开店售货，那就得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