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汉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建立在自身的教育体系之上，与传统的文教方式有相似之处，但差别也很明显。
海汉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是为了培养文人和后备官员，有相当大一部分教育资源是用于培训产业工人和专项技术人才，这是大明的科举制度所不具备的功能。
不过由于教育产业的规模仍然集中于海南岛等少数地区，海汉自行培养的官僚队伍远远跟不上疆域扩张的速度，所以大量留用前明的地方官员，也成了海汉解决问题的捷径。而前明构建官僚体系的基础正是科举制度，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海汉短时间内还无法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只能暂时先沿用前明的制度，以保证民间文人仍能拥有一个可靠的上升通道。
江浙作为海汉目前已经接管的前明统治区，无疑是一个会起到示范作用的样本，接下来官方如何从民间选拔人才，那可是千万双眼睛都在盯着的大事。
按照前明的科举制度，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本省的生员在经科考、岁科、录遗合格者，便可参与应试。主持乡试的主考官都是由皇帝亲自任命派遣，通过考试的生员便得到“举人”称号，也由此获得了进入官场的资格。
而主持这样的大考，对于年轻的白乐童来说的确是有些超出了负荷。在此之前他只是参与了几次三亚当地人才选拔考试的组织工作，其规模、复杂程度和重要性比起这种三年一次的地区大考可都要差了太多。
如今这一地区已经由海汉接管，当然不会再有皇帝派到杭州来的主考官了，而乡试的组织方也由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衙门变作了海汉东海大区管委会。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新旧官府的衔接环节上，管委会的下属官员中虽然也有前明投靠过来的文人，有参加乡试的经历，但对于科举考试的组织工作也同样只是门外汉。这乡试如何出题，如何阅卷，如何制定评审标准，是继续执行旧规还是推行海汉的新方案，都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为了保证这次乡试的权威性，鼓励江浙地区的文人积极参与，管委会也是想了不少办法。比如目前在主持相关工作的是江浙地区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儒和退休官员，这都是管委会特地请出来当门面的人物，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地位来告知外界，虽然如今已经换了朝代，但前朝的人才选拔制度也还是会继续保留下来——至少在今年这次乡试还不会发生变动。
那么由谁来掌握这次科举考试的标准和尺度？既然海汉执委会远在天边，那自然是该由近在眼前的石迪文石大人来定夺，这也是为此专门成立的“乡试办”已经确定下来的基调。
不过在这节骨眼上，执委会偏偏又派了一位年轻的“钦差”来杭州，所持的公文上明确写着这位小爷要“参与主持本年乡试”，这可就很考验“乡试办”这些老狐狸的政治智慧了。
白乐童虽然也做了几年官，但跟这类老狐狸周旋的经验还是太少，进了乡试办没多久，便已经被对方盘出了不少信息。
像白乐童这种年纪的官员会被派到外地执行这种重要任务，原因无非两种，一是能力极强，在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在陌生环境中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另一种可能便是此人拥有深厚的背景，足以能够在海外代表执委会的权威。
要试出白乐童属于哪一种情况并不难，老狐狸们只要请示为由，与他探讨一些科举考试相关的事宜，便很容易试探出白乐童的专业能力了。
这些手段对于白乐童来说是防不胜防，所以一场探讨下来，他也不免就被人家试出了深浅。众人将他当作来杭州镀金的权贵子弟，对他的态度恭敬有余，但却没人真将他视作此次乡试的主考官，在讨论某些关键问题时就不免有些敷衍了。
而白乐童虽然察觉到了这些微妙的细节，但他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他虽然是三亚派来杭州的特使，但石迪文目前还没有给他任命本地的职务。也就是说他对于“乡试办”还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人，就算他想指手划脚，也没人会听他指挥。
此时距离八月的考试之期还有些时日，最终要使用的考试题目也还未确定，白乐童看了乡试办这些人之前准备的题库，发现其中还是有不少问题。
传统科举考试都会有很多题目是取材于四书五经，引用其中的句子，要求考生写八股文申论，亦或是命题作诗等。而海汉的考试制度则更偏向于实用性，考题大多都与基层官员将会接触到的实际工作有关。从乡试办目前准备的题库来看，题目显然更偏向于传统的科举，缺乏行政事务相关的内容。
白乐童当然也向乡试办的人员提出了这个疑虑，不过对方的回应是考虑到本省生员对海汉制度所知有限，如果考题的风格转换太大，恐怕会影响到乡试的人才选拔效果。
但白乐童也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既然肩负使命，就不会甘于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当个看客。他向乡试办提出，必须加大史论、策论部分的考题比例，并且要加入命题行政公文的考试内容。而这些考题改动还必须要结合海汉的制度，要求考生在申论中表现出对新朝代新制度的理解和打算。
可问题在于乡试办的这些人几乎都是前明遗老，哪里拿得出来海汉风格的考题方案，而且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他们也不太愿意全盘接受白乐童这么个年轻人的意见。于是谈来谈去，直到白乐童离开乡试办的时候，双方也没有达成一个明确的合作意向。
白乐童当然也明白其中原因，在杭州这地方办差，仅有执委会的任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石迪文和东海大区管委会的明确支持才行。
海汉的教育体系不仅仅是为了培养文人和后备官员，有相当大一部分教育资源是用于培训产业工人和专项技术人才，这是大明的科举制度所不具备的功能。
不过由于教育产业的规模仍然集中于海南岛等少数地区，海汉自行培养的官僚队伍远远跟不上疆域扩张的速度，所以大量留用前明的地方官员，也成了海汉解决问题的捷径。而前明构建官僚体系的基础正是科举制度，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海汉短时间内还无法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进，只能暂时先沿用前明的制度，以保证民间文人仍能拥有一个可靠的上升通道。
江浙作为海汉目前已经接管的前明统治区，无疑是一个会起到示范作用的样本，接下来官方如何从民间选拔人才，那可是千万双眼睛都在盯着的大事。
按照前明的科举制度，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举行，本省的生员在经科考、岁科、录遗合格者，便可参与应试。主持乡试的主考官都是由皇帝亲自任命派遣，通过考试的生员便得到“举人”称号，也由此获得了进入官场的资格。
而主持这样的大考，对于年轻的白乐童来说的确是有些超出了负荷。在此之前他只是参与了几次三亚当地人才选拔考试的组织工作，其规模、复杂程度和重要性比起这种三年一次的地区大考可都要差了太多。
如今这一地区已经由海汉接管，当然不会再有皇帝派到杭州来的主考官了，而乡试的组织方也由浙江承宣布政使司衙门变作了海汉东海大区管委会。
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新旧官府的衔接环节上，管委会的下属官员中虽然也有前明投靠过来的文人，有参加乡试的经历，但对于科举考试的组织工作也同样只是门外汉。这乡试如何出题，如何阅卷，如何制定评审标准，是继续执行旧规还是推行海汉的新方案，都存在着不少的争议。
为了保证这次乡试的权威性，鼓励江浙地区的文人积极参与，管委会也是想了不少办法。比如目前在主持相关工作的是江浙地区几位德高望重的大儒和退休官员，这都是管委会特地请出来当门面的人物，利用他们的声望和地位来告知外界，虽然如今已经换了朝代，但前朝的人才选拔制度也还是会继续保留下来——至少在今年这次乡试还不会发生变动。
那么由谁来掌握这次科举考试的标准和尺度？既然海汉执委会远在天边，那自然是该由近在眼前的石迪文石大人来定夺，这也是为此专门成立的“乡试办”已经确定下来的基调。
不过在这节骨眼上，执委会偏偏又派了一位年轻的“钦差”来杭州，所持的公文上明确写着这位小爷要“参与主持本年乡试”，这可就很考验“乡试办”这些老狐狸的政治智慧了。
白乐童虽然也做了几年官，但跟这类老狐狸周旋的经验还是太少，进了乡试办没多久，便已经被对方盘出了不少信息。
像白乐童这种年纪的官员会被派到外地执行这种重要任务，原因无非两种，一是能力极强，在专业领域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可以在陌生环境中处理各种棘手问题。另一种可能便是此人拥有深厚的背景，足以能够在海外代表执委会的权威。
要试出白乐童属于哪一种情况并不难，老狐狸们只要请示为由，与他探讨一些科举考试相关的事宜，便很容易试探出白乐童的专业能力了。
这些手段对于白乐童来说是防不胜防，所以一场探讨下来，他也不免就被人家试出了深浅。众人将他当作来杭州镀金的权贵子弟，对他的态度恭敬有余，但却没人真将他视作此次乡试的主考官，在讨论某些关键问题时就不免有些敷衍了。
而白乐童虽然察觉到了这些微妙的细节，但他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毕竟县官不如现管，他虽然是三亚派来杭州的特使，但石迪文目前还没有给他任命本地的职务。也就是说他对于“乡试办”还只是一个纯粹的外人，就算他想指手划脚，也没人会听他指挥。
此时距离八月的考试之期还有些时日，最终要使用的考试题目也还未确定，白乐童看了乡试办这些人之前准备的题库，发现其中还是有不少问题。
传统科举考试都会有很多题目是取材于四书五经，引用其中的句子，要求考生写八股文申论，亦或是命题作诗等。而海汉的考试制度则更偏向于实用性，考题大多都与基层官员将会接触到的实际工作有关。从乡试办目前准备的题库来看，题目显然更偏向于传统的科举，缺乏行政事务相关的内容。
白乐童当然也向乡试办的人员提出了这个疑虑，不过对方的回应是考虑到本省生员对海汉制度所知有限，如果考题的风格转换太大，恐怕会影响到乡试的人才选拔效果。
但白乐童也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人，既然肩负使命，就不会甘于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当个看客。他向乡试办提出，必须加大史论、策论部分的考题比例，并且要加入命题行政公文的考试内容。而这些考题改动还必须要结合海汉的制度，要求考生在申论中表现出对新朝代新制度的理解和打算。
可问题在于乡试办的这些人几乎都是前明遗老，哪里拿得出来海汉风格的考题方案，而且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威，他们也不太愿意全盘接受白乐童这么个年轻人的意见。于是谈来谈去，直到白乐童离开乡试办的时候，双方也没有达成一个明确的合作意向。
白乐童当然也明白其中原因，在杭州这地方办差，仅有执委会的任命是不够的，还必须得到石迪文和东海大区管委会的明确支持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