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记得她留给我的那条项链, zoe。既然她给了我两个名字,那我也应该要给她两个。
    她听了,点点头,像个具有求知欲的孩童,“这两个名字都是好的寓意吗?”
    我说是。稍微解释了一下这其中的寓意,没有去问“孔黎鸢”和“zoe”到底是好是坏。在我心底,只要人是好的,名字就是好的
    哪怕她真的叫张玉,我也真的觉得她大概是北半球最特别的一个张玉,因为在南半球的那些国家里不至于有人的名字叫作张玉。
    而只有这个张玉会在今天晚上请我吃麻辣烫。
    结账之后,我们带着一身麻辣烫气息往外走,路过门口,我又瞥到了那张被老板很随便贴在墙上的那张海报。
    ——只是概念宣传性质,上面还没有任何拍摄的人物,只有模糊虚化的店面,开了黄灯,整体色调偏蓝,主体就是对面那家理发店。
    压抑的气息从海报里扑面而来,我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猜测这到底是一部怎样的电影。
    她顺着我的视线瞥过去,在我旁边笑了,肩膀隐隐约约晃过我的肩,
    “原来是这张海报暴露了我。”
    “你是一个电影演员?”
    我掀开店里的门帘,马路上一辆车飞驰而过,溅起一片水花。
    她立马拉过我躲开这片水花,空空的手掌在我的手腕上晃了两三秒。松开之后回头看我,脸上淌满街边小店纷乱的光影,什么色彩都有。
    这一眼就似被定格的电影海报。
    “目前是吧。”她拉了一下帽檐,冷帽几乎要盖住她的眼睫。
    我们慢条斯理地踱步,仿佛吃完麻辣烫之后的固定曲目是压马路散味,没有人可以违背。也没有人提是不是要走,分开之后又要不要再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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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是目前?”我问。
    她停顿了一会,在这期间一直盯我,漫不经心地说,
    “可能不会一直拍电影吧,我不知道。”
    我点点头,“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迷茫,也不是非要在二十出头的年纪定下来。”
    这番话引得她发笑。
    今天晚上她笑得很多,我也一直以为她一直是这个样子。可就在三个小时后,我回到酒店,翻开我的相机查看今天拍下的照片,才知道她在查令十字桥下坐着的时候,看起来特别像一个并不是很喜欢笑的人。
    这个时候我并没有细看那张照片,只跟着她笑。她笑完了,“嗯”了一声,轻轻拍一下我的后脑勺,不像安抚,像打闹,
    “付老师说得很正确。”
    原来我刚刚那句话听起来很像教导,一个才过二十岁的人在教导二十四岁就拍过电影的人。听上去的确不怎么好听。
    我琢磨了一下,觉得不太好。但又觉得说就说了,说一些废话也不会马上就死掉。
    于是我又讲,“孔老师,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件事?”
    她对我喊她“孔老师”并没有什么意见,应得十分自然,“什么事?”
    “人过了二十岁之后,就要步入人生阶段中最艰难的一个了,以前没有吃过的苦头都要在这十年里吃一遍。”
    我一边走路,一边踢脚边的石子。
    “那你觉得已经开始吃苦了吗?”孔黎鸢的答案是一个问句。
    “没有吧。”我摇头,但有些迷茫,看着她说,“那你呢?你今年二十四,那过二十岁之后吃过很大的苦头吗?”
    “也没有。”她淡淡地笑,然后又按一按我的后脑勺,这次像是安抚了。
    “人没有那么多苦头可以吃。你不会吃苦的。”
    她很笃定。
    我问为什么。
    她很简洁地说,因为能量守恒不会出错。
    我不懂这算什么“能量守恒”,难道是有其他人在这个时候发誓替我吃了我应该吃的苦头,所以我整个二十岁都会一路顺风?不应该吧,哪里会有这么无私奉献的人呢?连妈妈一向都说人这一辈子该吃的苦头都只能自己吃掉,以后再吃其他的东西就都会觉得很甜。
    但总之,目前讨论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也始终得不出答案。
    已经是八月份,纵然重庆还是夏,但走了一段路还是有些凉。
    我们从那条狭窄的旧街拐出来,本来想去理发店看一眼,可路上我们有太多话可以在今天晚上讲,以至于我又忘记。
    不知不觉走到一条更宽的马路,城市光华更少,头顶是红灰相间的老式住宅,两边是墨绿的树,悬空的石桥上有块牌子用绿色字体写着鞋服批发市场,光很暗,像文艺片里那种黏腻潮湿的质感。
    一个上坡路我揣在兜里的耳机掉下来,圆饼耳机盒不受控制地往下滚,她穿着马丁靴踏下去很利落地替我捡起来。
    再直起腰,抬头,不紧不慢地朝我这里走。
    我在坡上看着她走上来,很突然地大声问她要不要听歌。
    她在坡下,金色头发和衬衫衣角同时被吹开,微微仰头看我。
    眼神在夏夜晚风下迷离得像我是她上辈子的爱人,而且我还会在下一秒跑掉。
    那一秒钟我想将这个画面永远留下来,连忙举起相机对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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