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不知道我胸中波涛汹涌，以为我思想通了。
“好。”领导说“你今年少包一个棉区，你是太累了。再说今年上头保证不打白条，工作肯定会结束得早一些。”
我气愤之极。
我说：“我说了我有病。是真话，到时候会送医院证明来的。”
领导再次从门口折回来，看看我。
领导说：“一定要去北京？”
我当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没去过北京。不过既然已经拿了北京当杠抬，只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还是搁着下巴，望着半空中，表示默认。
领导半天不说话，过了半天说话了。
“今年夏季的补休我现在就给你。三个月十二天。我再奖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资奖金误餐书报费一律照发。去北京玩吧。”
我说：“路费呢？”
“当然自费。”
我委屈极了，说：“自费？”
领导比我更委屈。他说：“咦——”领导挪开一只椅子沉重地坐下，将文件摆在自己面前，将茶杯摆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阳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带着下巴颊上的一道深沟坐在我们领导对面。由于我们光坐着不说话，时间嗒嗒嗒地飞快后闪。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班，领导找我谈话，我们就在这间会议室这么坐来着。那天我穿着当时最时兴的直筒裤，裤缝熨得刀锋一般挺刮。我剪着学生头，眼睛清澈见底，一点没沾染这十年的岁月风尘。我在递上成绩册的同时还羞怯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十年前的眉红令我们领导眉开眼笑。
我扯过一张报纸，认真看报，讷讷念出声以阻断历史的浮现。怀旧永远是一种有毒的情绪。它除了让人逃避现实没别的好处。美好已经属于过去。现在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领导不无遗憾地“咳”了一声。作为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长者，他伤心地感觉到眉红这女同志把纯朴遗失在她长大的路上了，找不回来了。
忽然远处一阵“刺刺”的油锅炒菜的声音，接着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进了我们所的窗户。这种香味立刻调动了我们的联想：一只冒青烟的油汪汪的锅，里边爆炒着河南产的那种又尖又红的干辣椒。深红色的酱，绿色的葱段和黄色的生姜，又倒进了粉红的嫩肉丝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气和五彩缤纷联想的突然袭击下，我打了一个喷嚏。我们领导也打了一个喷嚏。走廊上和别的办公室纷纷有人打。有人高声打了还快活地骂一句武汉粗话以表达心情。我和领导不约而同看了看墙壁上挂的石英钟。十一点半了。一个上午过去了。随着又一阵“刺刺”声，蒜味冲鼻。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时鲜菜。我们领导又要打喷嚏，张口结舌了一番终于没打出来。我不忍观看领导失去自制力的模样但忍不住笑。领导冲着香气十分恼火地冒出一句：“个婊！”
我大笑。
我们所楼下原本是一道绿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草坪一夜之间被铺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简易门面，租给个体户开小餐馆。从此，小餐馆的油烟伴着菜香靡靡之音一样腐蚀着我们办公楼。大家经常此起彼伏地打喷嚏，议论吃喝玩乐，经常拿餐馆老板的收入来取笑我所的一级工程师。我们领导为小餐馆之事拜访过许多有关部门，我们领导对别的领导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深入改革开放决不是要全民经商。在一个科研单位楼下遍开餐馆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是，没有人听我们领导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们领导格外厌恶小餐馆的气味，居然也会来句武汉粗话。
这种形势之下，领导和我都不可能绷脸了。
领导拧开茶杯，一口气喝下了茶水，呸呸吐着茶叶渣，说：“话又说回来，比起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你的要求也不算太过分。劳动模范还兴国家出钱去疗养呢。”
我坦然地看着领导。
领导说：“这样眉红，你准备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觉得怪难为情的。
“眉红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罗。”
我忙说：“当然当然。”
领导的眼睛像拉了开关的电灯一下子熄灭了。他满脸疲惫之色，端起茶杯拿着文件往外走，边走边说：“就这样吧。”
我们领导后脑勺都长满白发了。我记得十年前他有着乌黑油亮的大背头。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在走廊上院子里与领导相遇，领导用他那公共场合通用的笑容和我点点头，好像我们之间从无契约。
我认为超过半个月，一般就不属于最近了。
我正暗暗生着气，忽听领导在全所的政治学习大会上轻描淡写地宣布了一项关于我的决定。我所青年女工程师眉红将借给本系统某企业工作一个月，某企业按眉红工资的百分之两百付我所劳务费。
我莫名其妙，脑袋左转右转。说：“也不事先找人谈个话。”
群众又乐了。伸手摸我的头。说：“小可怜，小老实，被卖钱了还不知道。”
散会后我被办公室郭主任径直带到楼下车库里，上了我所新买的一辆桑塔纳。
我又一次大声质问：“怎么回事？”
郭主任宽容地微笑。等小车发动后他才说：“很简单。你被借走了。这家企业将派你去北京出公差，鉴定一批进口棉花的等级。工作时间最多一周，但你可以在京呆到半个月左右。”
我明白了。但还是不相信地说：“住宿交通差旅费都由他们负担？”
郭主任声色不动地点头。
我说：“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傻的企业。”
郭主任仿佛不认识地看了我两眼。郭主任敲了敲司机的肩，让他放音乐。我们所的人都了解郭主任早年毕业于音乐学院。司机放的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据说有个别调皮司机偏放流行歌曲，结果新车来了，郭主任没把新车派给个别司机。
在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中，郭主任小声地在我脑袋侧畔说话。“什么企业傻？他们挂靠我们。以我们的名义给他们办执照做生意，为他们提供了多少优惠政策？我们有个把人想在北京住几天，他们还能不帮忙？”
我说：“让他们划一笔赞助费过来不就行了？还把我真的送出去。”
郭主任说：“你这个人怎么真有点不清楚！领导要考虑方方面面嘛。记住，你从北京回来可要管住嘴巴，你是出公差，去工作的。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
“好。”领导说“你今年少包一个棉区，你是太累了。再说今年上头保证不打白条，工作肯定会结束得早一些。”
我气愤之极。
我说：“我说了我有病。是真话，到时候会送医院证明来的。”
领导再次从门口折回来，看看我。
领导说：“一定要去北京？”
我当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没去过北京。不过既然已经拿了北京当杠抬，只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还是搁着下巴，望着半空中，表示默认。
领导半天不说话，过了半天说话了。
“今年夏季的补休我现在就给你。三个月十二天。我再奖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资奖金误餐书报费一律照发。去北京玩吧。”
我说：“路费呢？”
“当然自费。”
我委屈极了，说：“自费？”
领导比我更委屈。他说：“咦——”领导挪开一只椅子沉重地坐下，将文件摆在自己面前，将茶杯摆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阳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带着下巴颊上的一道深沟坐在我们领导对面。由于我们光坐着不说话，时间嗒嗒嗒地飞快后闪。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班，领导找我谈话，我们就在这间会议室这么坐来着。那天我穿着当时最时兴的直筒裤，裤缝熨得刀锋一般挺刮。我剪着学生头，眼睛清澈见底，一点没沾染这十年的岁月风尘。我在递上成绩册的同时还羞怯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十年前的眉红令我们领导眉开眼笑。
我扯过一张报纸，认真看报，讷讷念出声以阻断历史的浮现。怀旧永远是一种有毒的情绪。它除了让人逃避现实没别的好处。美好已经属于过去。现在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领导不无遗憾地“咳”了一声。作为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长者，他伤心地感觉到眉红这女同志把纯朴遗失在她长大的路上了，找不回来了。
忽然远处一阵“刺刺”的油锅炒菜的声音，接着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进了我们所的窗户。这种香味立刻调动了我们的联想：一只冒青烟的油汪汪的锅，里边爆炒着河南产的那种又尖又红的干辣椒。深红色的酱，绿色的葱段和黄色的生姜，又倒进了粉红的嫩肉丝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气和五彩缤纷联想的突然袭击下，我打了一个喷嚏。我们领导也打了一个喷嚏。走廊上和别的办公室纷纷有人打。有人高声打了还快活地骂一句武汉粗话以表达心情。我和领导不约而同看了看墙壁上挂的石英钟。十一点半了。一个上午过去了。随着又一阵“刺刺”声，蒜味冲鼻。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时鲜菜。我们领导又要打喷嚏，张口结舌了一番终于没打出来。我不忍观看领导失去自制力的模样但忍不住笑。领导冲着香气十分恼火地冒出一句：“个婊！”
我大笑。
我们所楼下原本是一道绿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草坪一夜之间被铺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简易门面，租给个体户开小餐馆。从此，小餐馆的油烟伴着菜香靡靡之音一样腐蚀着我们办公楼。大家经常此起彼伏地打喷嚏，议论吃喝玩乐，经常拿餐馆老板的收入来取笑我所的一级工程师。我们领导为小餐馆之事拜访过许多有关部门，我们领导对别的领导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深入改革开放决不是要全民经商。在一个科研单位楼下遍开餐馆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是，没有人听我们领导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们领导格外厌恶小餐馆的气味，居然也会来句武汉粗话。
这种形势之下，领导和我都不可能绷脸了。
领导拧开茶杯，一口气喝下了茶水，呸呸吐着茶叶渣，说：“话又说回来，比起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你的要求也不算太过分。劳动模范还兴国家出钱去疗养呢。”
我坦然地看着领导。
领导说：“这样眉红，你准备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觉得怪难为情的。
“眉红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罗。”
我忙说：“当然当然。”
领导的眼睛像拉了开关的电灯一下子熄灭了。他满脸疲惫之色，端起茶杯拿着文件往外走，边走边说：“就这样吧。”
我们领导后脑勺都长满白发了。我记得十年前他有着乌黑油亮的大背头。
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是没有动静。在走廊上院子里与领导相遇，领导用他那公共场合通用的笑容和我点点头，好像我们之间从无契约。
我认为超过半个月，一般就不属于最近了。
我正暗暗生着气，忽听领导在全所的政治学习大会上轻描淡写地宣布了一项关于我的决定。我所青年女工程师眉红将借给本系统某企业工作一个月，某企业按眉红工资的百分之两百付我所劳务费。
我莫名其妙，脑袋左转右转。说：“也不事先找人谈个话。”
群众又乐了。伸手摸我的头。说：“小可怜，小老实，被卖钱了还不知道。”
散会后我被办公室郭主任径直带到楼下车库里，上了我所新买的一辆桑塔纳。
我又一次大声质问：“怎么回事？”
郭主任宽容地微笑。等小车发动后他才说：“很简单。你被借走了。这家企业将派你去北京出公差，鉴定一批进口棉花的等级。工作时间最多一周，但你可以在京呆到半个月左右。”
我明白了。但还是不相信地说：“住宿交通差旅费都由他们负担？”
郭主任声色不动地点头。
我说：“怎么回事？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傻的企业。”
郭主任仿佛不认识地看了我两眼。郭主任敲了敲司机的肩，让他放音乐。我们所的人都了解郭主任早年毕业于音乐学院。司机放的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据说有个别调皮司机偏放流行歌曲，结果新车来了，郭主任没把新车派给个别司机。
在叮叮当当的钢琴声中，郭主任小声地在我脑袋侧畔说话。“什么企业傻？他们挂靠我们。以我们的名义给他们办执照做生意，为他们提供了多少优惠政策？我们有个把人想在北京住几天，他们还能不帮忙？”
我说：“让他们划一笔赞助费过来不就行了？还把我真的送出去。”
郭主任说：“你这个人怎么真有点不清楚！领导要考虑方方面面嘛。记住，你从北京回来可要管住嘴巴，你是出公差，去工作的。记住了吗？”
我说：“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