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沙窝村炸锅了。
    当老奎传达了上头的精神,红沙窝村就像一口大开水锅,一下子沸腾了起来。除了杨二宝极个别的人感到高兴之外,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像晴天一声霹雳,这不是要回到万恶的旧社会去吗?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么?过去在大批判会上,大家曾义愤填膺地高呼过,搞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让我们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现在,眼看就要走上这条道了,难道我们也得跟上走?胡老大先站起来说,这不是让我们走到万恶的旧社会去么?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不是等于白搞了?不管别的地方怎么样,我们红沙窝可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回头路。胡老大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金秀也站起来说,胡老大说得好,我们继续走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看谁能把我们怎么着?虽说土地承包和分田单干不是一回事,我看也差不多,就是要我们走到旧社会的老路上去,我们千万不能答应,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
    他们说的这些话,又何曾不是老奎想说的?但是,老奎却不能说,他是推行者,是执行者,尽管这不是他心甘情愿的,他还得违心地说些正面引导的话。老奎说不出新的内容,就重复着公社苏书记的话说:“请大家再不要讨论分不分的事了,讨论也没用,上头早就定好了,就是要分,这是政策,是硬任务,你想得通也得想通,想不通也得想通,全国各地都得走这条路,你不走也不行。我们相信党,相信党会把我们带到好路上走的。现在要讨论的就是怎么分地,怎么分牲口,怎么分农具的事。这就好比一个大家庭,儿子大了,娶了媳妇,各自有了心思,就得分家。不分咋办呢?分了大家才有积极性。大家与小家都是一个理儿,就是要分公平,分合理。”
    众人一听,完了!老奎也是这个态度,看来包干到户已成了必然。接下来,一谈到怎么分的问题时,一下热闹了,每人有每人的分法,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想法不一样,就要发生争执,一争执起来,就像吵架一样。那几天,人都疯了,开口闭口,都是分地,大会小会,说的也是分地。一直争论了好多天,大会小会开了无数次,才拿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分配方案。
    分田分地时,人就真的疯了。一分一厘,也要争个你死我活。田地分完了,又分牲口和农具,你牵一头牛,他牵一头驴,人口少的,分不上牲口,就多分一点农具,有的农具太大了,不好分,大家就把农具拆了,你一片,他一片,拿回家。牲口农具分完了,又分树,村口的大小树木,也都分给了个人,一到个人的名下,就叮叮咣咣把它伐了,然后把树根也挖了,整个村庄翻天覆地。伐完了村口的树,有人就提议干脆把长湖的沙枣林也分了,老奎的黑脸一下变了。老奎说,那片树林是挡风的,是防护林,分了它,你们的田地还想保不保了?别人一看老奎发火了,再也没人敢提那片树林的事了。但是,不提枣林,又提起了村子的羊。羊是自然要分的,自留羊,谁的就是谁的,集体的羊,就被抓阄儿分了。大家分羊的那天,胡老大发疯了,胡老大见谁牵羊就骂谁,骂他是土匪,是国民党,地主的狗腿子,我给你放得好好的,你牵去做甚?你还不放心我么,你不放心我你放心谁?被骂的人不但不记恨胡老大,反而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同情,他们都不曾忘记胡老大为红沙窝村做出的贡献,也不曾忘记胡老大曾经给他们村带来的荣耀,可是,这些,已经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烟消云散了,你胡老大还这么固执做啥?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说,这是第二次分田分地,第一次是1949年,打土豪分田地,那阵刚解放,分的是地主土豪的地,人民喜气洋洋,要当家作主,可是,现在分的是集体的地,集体的地分了,往后还怎么过呀?
    羊群解散了,胡老大就病倒了,发烧不止,嘴角里尽说胡话。把个锁阳和酸胖吓得不知怎么是好,就跑去找他六叔胡六儿。胡六儿虽说与胡老大叔伯弟兄,但两家还算走得勤。胡六儿一看是发高烧,就让段凤英烧了一大碗姜汤端来,胡老大喝了,又让他闷起被子,出了一身臭汗,刚退了烧,就下炕要去找支书去,走了两步,腿肚子一软,就跌了下去。稍一清醒,又要去。锁阳就说,爹,你别动了,好好缓着,我去把奎叔找来就是了。胡老大说,你别麻烦人家了,等我能走动了,再去找。
    锁阳知道他爹犯的是心病。这心病,别人治不好,要治,还得奎叔来治。他就瞒着他爹,悄悄来找老奎。来到了老奎家的大门口,就碰到了叶叶。叶叶和天旺都考上了镇上的初中,锁阳没有考上。锁阳没有考上,知道自己不是念书的料,再念也是白念,就不想念了。正好土地也承包了,他就想好好种地算了。叶叶上了镇初中,锁阳也就很少见到她了,今日一见,觉得叶叶好像又长高了许多,人也显得越*亮了。叶叶见了他,还是那么亲热,叶叶主动向锁阳打了招呼。锁阳见了叶叶反而有点害羞,他不知为什么,心里想见她,见了又不知该说啥。锁阳笑了一下就说,镇里的水真好,吃了养人,你也越发的白了,真像个城里人了。叶叶就咯咯咯地笑着说,锁阳哥也会说笑了,哪里养人?到了镇里,就寒碜死了,哪里能跟镇上人比?锁阳说,反正你不比镇上的人差,也不比城里人差。叶叶听了自然高兴,就说,你又没有同城里人打过交道,怎么就知道我不比她们差?锁阳说,就凭你现在的样子,我就知道。玩笑了几句,锁阳就问你爹在不在?叶叶说,在哩,刚吃过饭,我爹在抽烟哩。你找他有事么?锁阳说,我爹病了,羊群散了,我爹也病倒了,他要来找你爹,动不了身,我想请你爹过去坐坐。叶叶说,你爹也真是,羊分了就分了,那是趋势,他有什么想不开的?锁阳说,就是,他们想的与我们不一样,把集体的事儿当成了命根子,集体垮了,他也跟着垮了。叶叶就悄悄说,我爹也一样,也像垮了,成天闷闷不乐。锁阳说,那我去看看他。说着就和叶叶一起来到了她家。
    这些日子,老奎心里也很烦闷,从1958年走上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一直走了二十多年,一下子再回到土改后的日子里去,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也接受不了。别人接受不了,想不通,可以骂,骂天,骂地,乱骂一通,也能解解气,可他不行,他是党员,又是村支书,不能当群众的尾巴,更不能发泄不满情绪。心里虽然想不通,可行动上还得执行,还得全盘考虑怎么把土地、牲口、农具公平合理的分给群众。眼看着集体的财产就这样被分光了,他的心就像刀子剜的一样疼。而这种疼,还必须窝在心里,窝得久了,就难受,就闷得慌。晚上睡下,彻夜不寐。睡不着,就长吁短叹。叶叶妈也知道自家的爷们为啥睡不着,有时,就宽慰说,你愁啥呢?天掉下来有大个子撑着哩,你想那么多做甚?老奎说,由不得人呀,想着不想它,一闭上眼,就又想。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分的是地主土豪的地,现在分的是集体的地。走了几十年的人民公社,绕了一个圈子,又走到了原来的路上去了,怎么想也想不通。叶叶妈说,看把你惆怅得,那是国家领导想的事,你想也是白想,安生睡你的觉吧。老奎觉得也是,我一个苕农民,上头咋说,我就咋走算了,别人能过去,我照样也能过去,想那么多干啥?虽这样安慰着,还是睡不着,人就一天比一天憔悴了。当锁阳说到他爹病倒了,想找他动不了身时,心里一拧,就收起烟锅出了门。
    这些天,他一直忙活着村里的事,本想过去看看胡老大,却没有空儿去,听锁阳说他病了,心里真有点愧疚,自责自己没有早点去。他知道胡老大的病根在哪里,胡老大的病与他的病都在心上,心上绾了结,一时解不开,闷得久了,就会闷出病来。锁阳带他进了家门,见胡老大还在炕上闷头睡着,就说:“老大,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你,那么刚强的身子,咋就病倒了?”
    胡老大听到老奎来了,就从炕上爬起身来,微微启开眼,那双被风沙眯小的老眼里,汪满了稠乎乎的眼屎。胡老大嗫嚅了几下,才说:“支书,我的羊啊!”只说了这么一句,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老奎的心里一热,鼻子禁不住一阵发酸。他握起胡老大的手,轻轻摇了几摇说:“我知道你疼你的羊,你把羊当成了你的命根子。可那羊,分了下去,照样好端端的,你想它们,它们想你么?”
    胡老大说:“支书,羊群散了,土地分了,我活人的心都没有了。我们搞了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啊,一想起这些,我活人的心思都没有了。要不是还有两个娃,我真的不想活了,难怅的,活啥了,没心劲活了。”
    老奎听了,鼻子越发地酸了起来。胡老大是他一手树起来的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也是他值得依赖的人,他完全可以理解这个朴实的放羊人的内心世界,他心底无私,一心为公,把村里的羊看得比他的命还重要。可他,现在真是钻进了死牛角尖,他就宽慰他说:“你这老倒灶,活苕了,真是活苕了,这是政策,你还能与政策对抗?想得通也得想通,想不通也得想通。这些天,我也很难受,当年,我们带头轰轰烈烈地搞互助组,搞高级社,最后走上了人民公社的康庄大道,走了二十多年,现在突然一调头,又走上原来的路,谁不难受?走了几十年的集体化道路,搞到这个程度不容易啊。可现在,说分就分了,啥也完蛋了,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可难受归难受,执行还得执行,相信党中央也是为了咱好,党有党的安排,要是这样分下去,越走越穷,党中央还得恢复原来的那一套,你和我生闷气不是白生?现在想不通,以后慢慢会想通的。”没想到老奎在宽慰别人的时候,也在宽慰自己,说出了这些,他仿佛也想开了许多,觉得天地开阔了许多,心情也畅快了许多。
    胡老大听了这番话后,心里也顺畅了许多,就说:“经你这么一说,堵在我壳囊里的那些乱麻一样的东西也渐渐地化了,好受多了。”
    老奎说:“化了就好,该吃还得吃,该喝还得喝,别再跟自己过不去了。”
    胡老大说:“支书,我看你的眼窝也塌了,你也得注意身子,别累坏了身子。”
    老奎就笑着说:“也和你一样,心里有个结儿,慢慢解开了,就会好的。”
    两个同病相怜的人唠扯了一阵,说了一阵心里话,谁的心也好受多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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