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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之,凡是谈到一金不等于万钱的材料,总是有些问题。第一条见于《史记》卷九七《陆贾列传》《正义》,云:汉制,一金直千贯。”千贯,即百万,汉金一斤无论如何不会如此昂贵。前人已经指出过“千”字乃“十”字之误。一金直十贯,即万钱,已是法定之比值。
    第二条见《九章算术》卷七说:今有共买金,人出四百,盈三千四百;人出三百,盈一百。问人数,金价各几何?答曰:三十三人,金价九千八百。”
    《九章算术》大概是西汉时成书的。它的算例所举的各种物品价格,虽然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物价状况,但它们都是假设的算术题目,并不是市场价格的直录,同时这一题说金价九千八百,并未指明金的计算单位和数额,所以不能断定这里所买的一定是黄金一斤。
    因此可以肯定,两汉的金钱比价有严格的规定:黄金一斤等于铜钱一万。至少在官方价格是这样。
    可是在文献中却找不到汉代粮食平价的记载。汉代文献中关于粮价的资料很多。这些材料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偶然出现丰年,粮价大贱,史学家们借此作文章来歌颂统治者的功德。
    “粟石数钱”、“百姓殷富”、“人给家足”等等。二是由于灾荒,特别是由于统治者的残酷压榨与统治者之间的混战,如秦、西汉、东汉三个王朝的末年,生产破坏,战祸连年,以致出现粮价腾贵,谷石万钱,民人相食的状况。
    可是独独没有关于粮食平价的记载。
    在西汉时,凡是谈到粮食石价数十钱时,必有赞美之辞,言其太贱,凡是谈到石价百余钱、数百钱时,则有责谴之辞,言其太贵;东汉时,凡谈到石价百余钱时,就有赞言之辞,言其太贱,而谈到千余钱时,才有责谴之辞,方言其太贵。可以推想,平价当在这太贱与太贵之间。
    所谓“文景之治”时,粮价很贱。史称当时“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
    这里虽未说明粟多少值十余钱,但据上下文观察,应是指粟一石来说的。另一条材料则说当时谷石数十钱,汉文帝躬俭约,修道德,……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
    粟谷石价十余钱、数十钱,无非是讲粮价甚贱,而平价必是在这个价格之上。
    二百年后,情况有很大的变化,到东汉中叶,谷石贵达百余钱,竟亦称为“盛事”,值得史学家的赞扬。如顺帝时,第五访为张掖太守,“轻骑循行田亩,劝民耕农,其年谷石百钱。”由此可知,当时谷石百钱已是非常罕见的了,因此第五访才得到“循吏”的称号,可是,就是同一个张掖,在西汉中叶,粮价石百钱不仅得不到赞美。
    至于谷石价至二百、三百钱,在西汉时即已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说:岁比不登,京师谷石二百,边郡四百,关东五百,四方饥馑。”又《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云:元帝即位,……齐地饥,谷石三百余,民多饿死。”谷价达到石二、三、四百,就已经是“四方饥馑”,“民多饿死”,可见西汉时粮价平价必在石二百钱以下。
    然而,从西汉末到整个东汉一代,就再也见不到谷石数百即已嫌其太贵的记载了。这时,一般要贵至石价一千钱以上,才会嫌其太贵,才会受到人们的谴责。如《东观汉记》卷一《世祖光武皇帝纪》说:王莽时,雒阳以东,米石二千。……民饿死者十七八,人民相食。”
    《后汉书》卷七三《朱晖传》说:建初中,南阳大饥,米石千余。”
    又同上书卷五《安帝纪》注引伏侯《古今注》云:永初二年时州郡大饥,米石二千,人民相食,老弱相弃道路。”
    《后汉书》卷八八《虞诩传》注引《续汉书》说到,虞诩被任为武都郡守,才到郡时,由于前任吏治**,郡政混乱,民不聊生,以至“谷石千,盐石八千。”
    东汉时,如果遇见了谷石数百钱的价格,必定是大大丰收。
    综上所述,从文献中看,西汉一代,粮价石数十称其太贱,百余钱则称其太贵;东汉,石价数百钱已称其太贱,千钱以上才称其太贵。那么我们可以推断,西汉粮食的平价在石百钱上下,而东汉则上涨到数百钱了。上面引到的汉简所载石价百钱至百余钱的粮价,都是西汉时的平价。
    一斛粮食差不多有一百二十斤(先前好像写错了,写成了五十四斤,我道歉我认错,求原谅),按照这样的价格的话暂且将一斤定为三十钱,而一金等于一万钱,那么一匹马就可以获得差不多三斛,也就是三百六十斤。
    而一万匹战马则能够换取三十万斛粮草,按一个成年壮汉人平均一天消耗两斤粮食来算的话,够幽州军三十几万大军两三个月的粮草了,这可是相当的划算,况且陶谦也不可能真的就给一匹马十五金吧,这次怎么着估计也能有三十五万或者四十万斛粮草进账,而李忠也不能全部给陶谦那种高头大马,这要过得去都行。
    对于李忠所说的结盟,陶谦也无可置否,但是他考虑再三还是拒绝了,因为他害怕其他人找他算账,远的不说就说九江太守袁绍就是李忠的死地,所以他委婉的拒绝了。
    李忠也是一笑置之,他也明白陶谦的难处,而且知道陶谦是个什么样子的性格,估计比起刘表都要懦弱一些,实在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在这个人吃人的时代居然这种人还能坐稳这一州之牧的位置,真可谓是一种讽刺。
    而李忠也没有强迫他,他知道以后少不了陶谦向他求救的时候。
    在陶谦的介绍下,李忠见到了很多这个时代的名士,如糜竺(徐州富商。陶谦任为别驾从事。),陈珪(陈登的父亲,沛相,而陈家也是徐州仅次于糜家的大家族),陈登(陶谦请出任典农校尉,妥善种植谷物,减少饥荒。),笮融(,佛教领袖。),赵昱(名士。被陶谦软硬兼施请出为别驾,后任广陵太守,为笮融所杀。),徐州大将曹豹(陶谦手下武将,与刘备屯郯东抗拒曹操,被击败。后随刘备。)。
    在这里呆了两天,李忠便启程朝北面的青州而去,陶谦率一众文武出城相送。
    ”主公,前将军此次前来到底是何意”,陶谦身边的一名白净男子问道,此人便是徐州别驾糜竺。
    而他身边的老者便是徐州牧陶谦。
    陶谦(132年-194年),字恭祖。丹阳郡丹阳县(今安徽当涂东北)人。
    汉末群雄之一。最初为诸生,在州郡任职,被举茂才,历任舒、卢二县令、幽州剌史、议郎,性格刚直,有大志。
    185年三月,随左车骑将军皇甫嵩对抗北宫伯玉,任扬武校尉,后又随张温征韩遂、边章。188年任徐州刺史,击破徐州黄巾。
    董卓被杀后,各路军阀陷入混战,陶谦加入了袁术、公孙瓒的阵营,对抗袁绍、曹操。尔后遣使进京朝贡,获拜安东将军、徐州牧,封溧阳侯。晚年因战事上为曹操大败,徐州大半几乎遭兵祸所害,以致过度忧劳而逝,享年六十三岁。
    陶谦看了他一眼,说道:“这位前将军的心太大了,只可惜我已经老了”,说完留下一脸疑惑的糜竺朝城内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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